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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水深火热之中。一些仁人志士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力图挽救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这其中，有试图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有倡导实业救国的张謇，也有主张从文化教育入手的蔡元培。他们的爱情，在民族命运跌宕起伏的大环境下，也自然而然地映射出时代的烙印。

　　梁启超：一夫一妻难始终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乡试中中了举。当时的主考官看中了他的才华，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在梁家，李惠仙相夫教子、敬老扶幼，与梁启超相敬如宾，感情非常融洽。

　　1898年6月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顾不上家小，仓惶逃往日本。他虽然很繁忙，但是家书不断。他还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惠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甚至后来1915年护国战争时，梁启超去参加护国军，对一家老小更是放心不下。李惠仙反而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李惠仙可以称得上是深明大义的贤内助，梁启超深情地称她为“闺中良友”。

　　1899年梁赴美，在檀香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一位何姓华侨举行的宴会上，梁启超结识了华侨的女儿何慧珍。钦佩和仰慕梁启超才华的何慧珍向梁启超表达了纯真的爱慕之情。几位要好的朋友都希望梁启超和何慧珍能够结合。但梁启超毕生反对女人缠足和男人纳妾，还付诸行动，成立“不缠足会”、“一夫一妻世界会”。此时的梁启超提笔给远在日本的发妻李惠仙写信，详细地向妻子讲述了自己对何慧珍的感情。通情达理的李惠仙十分理解丈夫对知音的渴求，不但同意梁启超的选择，而且还准备亲自操办此事。然而最终，梁启超还是以自己的理智战胜了情感，斩断了与何慧珍的情缘。

　　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也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梁思成诞生。苦盼六年的梁启超后继有人，自然非常高兴，但望着孩子单薄的身体，他和李惠仙都有些担心。于是为了香火旺盛，1903年，梁启超在李惠仙的准许下纳李惠仙的侍婢王桂荃为妾，王桂荃后来一连给梁启超又生下了六个子女。在李惠仙生前，梁启超很少公开提到王桂荃，可能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定下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因。他要求孩子们叫王桂荃“王姑娘”或者是“王姨”，但是几乎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1924年李惠仙去世，梁启超悲痛欲绝。1929年，梁启超也因病逝世。他和李惠仙合葬在北京香山，留给了王桂荃他的孩子。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到了更多的勤奋品格和坚忍不拔。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鲁迅：为母亲不敢离婚

　　在浙江绍兴城里有一位女子叫朱安。像许多中国女人一样，她具备了懂规矩和性情好的传统美德，在她24岁那年被鲁迅的母亲相中。

　　那时有人传言，说看见鲁迅在日本东京的街头和他的日本妻子在街头散步，还带了一个孩子。鲁迅母亲一听，马上就想办法给鲁迅接连去了好几封急信，理由是“母亲病重”。孝顺的鲁迅赶紧把身边的事情处理一下，就回到绍兴。他一回家母亲笑盈盈的来迎接他，家里张灯结彩，一片喜庆的气象。

　　1906年7月26日那天，鲁迅经过拜祖先、迎花轿的仪式与朱安结为夫妻。鲁迅说过，与朱安结婚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的礼物，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养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当夜进了洞房后，鲁迅坐了半夜。婚后第四天，鲁迅就逃回了日本。

　　1923年，北平女子师范的女学生许广平走进了鲁迅的生活。许广平听了鲁迅一年的课就喜欢上了这个不修边幅的老师，开始以写信的方式发起情感攻势。经过反复思量，鲁迅作出了决定，他终于答复广平说：我可以爱。

　　由于受到当局的通缉，鲁迅被迫南下，当时的文坛有关鲁迅和许广平的绯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如果娶了许广平岂不让广平成了小妾？为了不引人注意，鲁迅让许广平住在三楼、自己住在二楼，对外则声称许广平是自己的助手。直到许广平怀孕，事情已经掩藏不住了，鲁迅这才负荆请罪，向母亲禀报真相。由于旧时代早有纳妾传统，老太太并不感到吃惊，反而因马上就能抱上小孙子而喜上眉梢，从此鲁迅和许广平从同居走向了公开。

　　24岁的朱安从鲁迅离开那日起就和婆婆生活了一辈子——这是她绝没有想到的。她天天做针线、料家务、侍候婆婆，她终日盼着先生回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她50岁时，等来的却是先生与许广平在上海的结婚照。朱安绝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朱安感到了蜗牛落地的伤痛，可她没有过分的嫉妒之心，她还为鲁迅和许广平有了儿子而高兴。她对人说，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直到晚年，她还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1936年10月19日凌晨1点，病重的鲁迅对许广平说：“时候不早了，你也该睡了。”这竟是他留给许广平的最后一句话。只有许广平知道她的鲁迅还有多少事要做，还有多少文章没写完，还有多少构思没有实现，可是年仅55岁的鲁迅还是独自离去了。

　　在鲁迅的老家，可怜的朱安也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她身披重孝，在住处的南屋陶元庆画的鲁迅像下设置了祭奠的灵位，又供上文房用具，和丈夫生前喜欢的烟卷、清茶和点心。朱安就用这种老式，无言地表达了对这个陌生丈夫的哀悼。

　　郭沫若：向原配鞠躬道歉

　　1914年，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对全国的妇女颁布了一个《褒扬条例》。明文规定：凡是男人不到50岁而死，女人为丈夫守节达6年以上的，凡是丈夫死后女人也不想活、陪丈夫一同去死的烈妇烈女，都要给予扬名表彰。一时间，中国的大报小报扬起一片封建尘土，到处是对贞节烈女的宣传和称颂。

　　几百年来，那些死去的姐妹们到死也没明白，她们其实可以不这样去死的，而男人们也同样沉陷在困惑之中。

　　1912年，20岁的张琼华由父母做主，与一个正在成都读中学的男人订婚。当她拖着一双小脚走下轿子时，迎接她的是一个青年男人惊恐的目光。

　　当郭沫若发现新娘是个并不漂亮的、会抽水烟的小脚村姑时，心中叫苦不迭、转身而去。张琼华空守了一夜洞房，痛苦不堪的郭沫若则跑到厢房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落满灰尘的老书，一直读到天亮。几天后，郭沫若不顾家里阻挠去了日本，这期间他曾写信给父母，希望解除与张琼华的婚姻，但遭到父母严厉的拒绝。一气之下，他26年不曾回家。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

　　从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与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二十年中他们相亲相爱，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张琼华，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守了一辈子的活寡，并无怨言。当她知道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成家、生了五个孩子，她只是偷着哭了几回，却依然一如既往地孝敬着公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世界都为日军的血腥暴行感到震惊。他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安娜，从1947年抗战结束直到解放战争，安娜一个人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一边抚养孩子一边苦苦等待丈夫回来。

　　就在1937年7月，回国后的郭沫若担当起领导文化界团结抗日的重任，这时他与比他小24岁的青年演员于立群相识了。那时的郭沫若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因此于立群对他十分敬重与爱戴，于立群深而不露其外、蕴而不露其表，默默中蕴含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相伴着走完了以后四十年的人生旅程。

　　解放后，在日本等了整整11年的郭沫若第二个妻子安娜带着一群儿女历经辛苦来到北京。当她看到日思夜想的丈夫身后站着年轻的于立群和五个孩子时，这才相信丈夫果然另有家室了。

　　此时他的第一个妻子张琼华已经人老色衰，1939年，郭沫若衣锦还乡，长年的苦守使张琼华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郭沫若向原配妻子深深鞠躬表示道歉，这区区一躬竟使守了一辈子寡的张琼华感到了极大的满足。

　　胡适：自由恋爱缺勇气

　　一个穿着花袄花裙花鞋的农家小脚女子江冬秀长到了15岁，在她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父母让她与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订了婚，那个男孩叫胡适。

　　就在双方父母为胡适准备订婚仪式时，他却像逃跑似的离家求学去了。刚到美国不久胡适遇到了美国姑娘韦廉斯，韦廉斯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了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他把自己最喜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韦廉斯，由此他想到家中母亲为他包办的妻子江冬秀，便写信向母亲提出能否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

　　而母亲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你跟江冬秀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定下来的，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胡适母亲又写信给美国的韦廉斯的母亲，告诉她胡适家中已有妻子。在她与韦廉斯父母的共同反对下，一对跨国鸳鸯无法成为眷属。

　　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胡适始终思念着韦廉斯。韦廉斯也终生未嫁，保全了她的自由与独立。她把胡适送她的一百余封信视为神圣的纪念，珍藏了50年。胡适去世后的第三年，她将信寄给了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由此带来的孤独与寂寞，以及那些刺骨的哀痛，又有多少人知道。

　　告别了韦廉斯，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另一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面，通了四十几封信，在戏谑调笑中，传递着热烈的恋情。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软弱的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胡适与江冬秀完婚时，胡家宾客如云、喜气盈门，鞭炮声中新郎新妇向胡适母亲三鞠躬，然后二人相对行礼交换金戒指，从此，村姑江冬秀成了最时髦的洋博士太太。

　　江冬秀等了整整13年，终于走进胡家的大门，没想到在她掀去自己头上的盖头后，等待她的仍然是无穷尽的等待。胡适长年在外教书，江冬秀就长年守着婆婆，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着丈夫。

　　胡适这一生中，他跟韦廉斯有过初恋，跟陈衡哲有过暗恋，而他真正的恋爱，应该讲就是跟曹诚英。在当年胡适的结婚典礼上，新娘子的小伴娘曹诚英给胡适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六年后，胡适在杭州又一次与曹诚英邂逅。胡适与曹诚英漫步西山、泛舟湖上，两个人有说不尽的恩爱情话，胡适对曹诚英所表现出来的热烈的感情是真挚而空前强烈的。

　　此时，胡适第一次产生了与江冬秀离婚的念头，但她抓住了胡适一个最大的弱点：爱惜自己的名声。胡适只能压抑自己的感情，向江冬秀妥协。

　　江冬秀捍卫了做妻子的权利，最终与胡适得以白头；而胡适只能仰天长叹，爱情与婚姻，两回事矣！曹诚英一生为胡适守节，生活十分凄苦。最后，她一个人上峨眉山做了尼姑。

　　胡适的一生中屡屡为相思所苦。既苦了他自己，一生都陷在苦苦的思恋中；也苦了妻子江冬秀，使她担惊受怕到白头；他苦了美国姑娘韦廉斯，让异国他乡的女人空等了半个世纪；也苦了才女陈衡哲，让千万诗句付东流；他更苦了美丽的曹诚英，改变了她几乎一生的命运。胡适的情感之路，走得竟是如此的坎坷曲折！

　　蔡元培：三次婚姻见世风

　　蔡元培一生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更耐人寻味的则是他的婚姻。他的三次婚姻从旧式的婚俗，到中西合璧的婚礼，再到完全新式的婚恋。

　　1889年，他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潮开始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古老的血脉。这一年，蔡元培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王昭去世后，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天足(即：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和，可以离婚。“不缠足、再嫁、离婚”，这些惊世骇俗的字眼儿竟出自翰林之手，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做法无异于在向封建陋俗开战，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结识了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他请朋友从中撮合，两厢情愿。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20年底，黄仲玉病逝。蔡元培非常悲痛，写了一篇《悼亡妻黄仲玉》文。黄仲玉在陪伴蔡元培近20年后离他而去了，留给蔡元培的只有对亡妻的无限追思。《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此时的蔡元培已经54岁了，时任北大校长的他日常事务繁多，出于工作和家庭的需要，蔡元培不得不再次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

　　周峻是原来蔡元培先生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和蔡元培相差24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身着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威廉、柏龄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溥仪：末代皇帝被妾休

　　1922年12月1日，北京的老百姓有幸目睹了统治中国300多年的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结婚大典。当晚，年仅17岁的溥仪因为很不习惯坤宁宫四壁红彤彤的颜色，竟然撂下新娘子婉容，独自返回养心殿过夜。独守空房的还有14岁的淑妃文绣。

　　婉容是旗人中闻名遐迩的美人，她不但相貌姣好、仪态不凡，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她婚后经常用英文给溥仪写短信，教溥仪吃西餐，溥仪甚至为婉容取了一个英文名字“伊丽莎白”。而文绣不仅相貌平平，而且生性不善言辞、沉默寡言。

　　1924年底，冯玉祥把末代皇帝赶出了紫禁城。1925年2月，溥仪携同婉容、文绣住进了天津富户张彪的花园别墅，简称“张园”。文绣曾经痛苦地几次自杀未遂。这时，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受到了鼓舞。

　　8月25日这天下午，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离开了张园。文珊正色告诉随行太监“文绣不回去了”，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很快，文绣请的三个律师也就来了。

　　溥仪马上召集先朝遗老召开御前会议，老先生们都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最后，他们决定委托律师出面，与文绣的律师对话，争取和解。但是皇妃出走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在文绣出走的第二天就已不胫而走，震荡了全国。

　　而这一场妃子革命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文绣用以挑战封建皇权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中华民国的法律。文绣和溥仪离婚的理由就是：文绣和溥仪结婚9年，两人甚至从来都没有过性生活。一向与文绣作对的婉容此时也站在了文绣一方。溥仪和文绣在1931年10月25日达成了法院外协议离婚。这标志着旧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彻底解体。文绣离婚后终身没有再嫁。

　　留下来的婉容，日子也不好过，慢慢地她染上了鸦片瘾，而且越抽越凶，常胡言乱语咒骂溥仪。1935年，寂寞难耐的婉容开始和溥仪的侍从私通，并且有了身孕。溥仪龙颜震怒。那个女婴在生下来半小时后，就被扔进了燃烧的锅炉里，化成了一缕青烟。1946年，婉容死在了吉林省延吉的一所监狱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末代皇帝溥仪在1937年和1942年做满洲国皇帝期间，曾经又娶过祥贵人谭玉龄和福贵人李玉琴，但这都只不过是日本人安排的政治婚姻。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溥仪的这两次婚姻也就伴随着他被关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而宣告结束。1959年，溥仪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特赦，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社会主义公民。1962年，56岁的溥仪和37岁的护士李淑贤再结姻缘。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