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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一个月里，死亡在山西不再是什么重大事件。这是山西煤矿最严酷的一面：全国产煤最多的地区，可能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同样的事实也适用于这整个国家：全世界煤产量最高的国家，也是安全记录最差的国家。

　　我们每年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几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的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的郑重宣告。尤其进入2001年，这种领导权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极点。然而,发生在11月的连续爆炸表明，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如此严重的背离。

　　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然而，对领导权威的路径依赖仍在持续并进一步强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权威的缺失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

　　死亡

　　11月14日，农历九月二十九，褚青庄家中的皇历上写道：“日值月破，诸事不宜。”

　　刚满20岁的河南南阳南召县农民褚青庄顾不上这些，他甚至来不及告别母亲和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与他一起奔赴山西吕梁挖煤的包括另外6名同村邻居。“他不敢告诉我们他要下窑。”褚青庄的伯父褚松太说，“他知道，我们不会同意的，他家里就他一个儿子。”

　　15日下午，褚青庄到达目的地——中阳县后沟村。距离县城4公里的这个山沟里，今年四五月份打出了两口煤窑，200名矿工来自8个省，其中超过100人是褚青庄的南阳同乡。放下被褥，褚青庄就抄起铁锹，开始了自己短暂的矿工生涯。也就在这一天，80公里外的吕梁地区交城县坡底煤矿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33人死亡。褚青庄启程的那一天，山西阳泉市盂县刚刚发生煤矿爆炸，井下作业的工人有11人遇难。2天后，北边的大同市高山镇大泉湾煤矿爆炸，14人被困井下，有死无生。1天后，褚青庄从井下上来，听到了5天来山西发生的第4起重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南边的晋城市沁水县湘峪煤矿又有14人死去。

　　11月22日，又是“诸事不宜”的一天，下午4点，吃了一碗面条，褚青庄钻进副井生满铁锈的升降罐，下到360米深的坑道。同住的一个河南矿工已经记不清褚青庄那天说了什么话，穿了什么衣服，“总之是跟往常一样，他不会想到那是他的最后一天。”

　　17分钟后，由副井下去的54名矿工可能还没有全部到达主井和副井的各个工作面，地底下传来了恐惧的巨响。

　　“一共连续两声巨响，咚咚的，而一般井下用雷管炸煤是呜隆呜隆地响。”54岁的老丁向记者回忆道。这位挖了6年煤的老矿工刚刚从井下换班上来，当他从澡堂里冲出时，井口旁已经挤满了震惊的矿工，井架上的木头和钢制防护栓被巨大的冲击波掀飞，远远地散落。

　　第一次爆炸发生在主井里400多米远的一个工作面上，一枚雷管引爆了这场悲剧，并迅速引爆了相通的副井里的瓦斯。由于煤尘也被点燃，火势发出的嘶嘶声与致命的毒气一起在地下迷宫般的坑道穿梭。

　　“住在山坡下简易房里的女人们直着嗓子冲上来，趴在井口向黑乎乎的窖底哭，喊着亲人的名字，哀求我们一边的矿工赶快救人。”经验丰富的老丁死死把她们拉到外面。管理人员匆忙向县里求援，矿工们则一遍遍向副井下拨电话，但始终没有人接听。

　　“大概10分钟之后，从主井腾出像原子弹爆炸的那种黑烟，一直冲向天空，”河南民工杨三说，他就住在矿井旁边的3层楼上，“天都看不到了。”

　　在难熬的绝望中，奇迹发生了，副井下有人接电话要求起罐。当两个多小时后救护队员们带着氧气袋从27公里外的离石市赶来，勇敢的矿工已经冒着窒息、中毒、火炙、活埋和余爆的危险，下井救出了29人。

　　“他们当时都还活着，”杨三向记者强调。他把3个已经看不清面目的重伤员抬上赶过来的出租车，送去医院。但其中的两个在半路已经断气了，另一个第二天也在医院中死去。

　　救护队拒绝了矿工马上下井抢救的要求，他们按部就班地观看图纸，检查升降罐、缆绳和滑轮是否安全，与赶来的领导研究方案，警察忙于把心急如焚的矿工和家属赶到他们划出的线外。“到了晚上，都零下七八度了。风刮得很冷，煤尘在空中飘，可是大家都不愿意走开，也没有人去吃饭。”老丁说。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脸上、肩上沾满黑尘，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

　　深夜11点多，在省委书记抵达之前，专业的救护队终于完成准备工作，小心翼翼地下到矿井。第一个矿工被吊上来已经是第二天了。据矿工们讲，23日一共吊上来10人，24日8人，但都死了。

　　“尸体都蜷缩着，先在地上排成一排，然后像木炭一样被扔上车，拉到附近的水管再掼下来冲刷。”一个河南民工使劲比划着往下扔的手势，有些愤怒地对记者说。

　　营救人员把最后一具尸体抬上地面时，已是灾难发生50个小时之后。其间有3个愤怒的河南矿工质问救助队是“救活人还是救死人”，回答是救死人。争吵中3名警察冲上来，一名“无理取闹”的矿工被打伤，成为这次灾难最后一个被伤害者。

　　“这是不注重安全造成的伤害，我们必须更注意安全。”吕梁地区煤矿救护队的一名队员说。

　　被救上来的尸体都已经没有了人样。大部分人的脸上、喉咙和四肢烧得露出了白骨，另一些人头部剧烈肿大。“所有的尸体共同的特征是大张着嘴，双眼圆睁，死不瞑目。”褚松太说，他从河南赶来后，又在太平间里把所有尸体都看了一遍，“辨认尸体非常困难，我们只好依靠身材等外部轮廓一个个排除，生怕搞错了。”

　　他的侄子褚青庄只当了一个星期的矿工便失去了生命。一起从河南到山西淘金的7个同乡中，3人当班下井，20岁的褚青庄和25岁的张毛营死亡，另一人重伤。“好在没有人死于活埋，”张毛营的叔叔张敬周说，活埋是最惨无人道的。绝大部分死者的父母没有从河南乡下赶来，噩耗甚至都没有敢告诉他们。

　　整次事故死亡28人，在主井工作的山西矿工14人，在副井工作的河南矿工14人。没有人知道罹难者留下多少寡妇和未成年的孩子。

　　到记者发稿时为止，还有8名被严重烧伤者住在离石、中阳、太原和汾阳的医院里，继续经受着更加残忍的痛苦。由于没有做植皮手术，他们的面部看上去异常恐怖。

　　27日，记者在矿井旁看到，"安全为天”的大字标语牌在井架上迎着寒风，格外醒目。从河南赶来的亲属在理赔协议书上签完字，矿工们推开副井上的井盖，亲属们轮流拿着死者的衣裳向井底摇摆，喊者死者的小名招魂：“咱走了，咱不干了，咱回家喽。”

　　经过家属与政府代表的反复谈判，所有的死者获得了4万元的赔偿。名叫刘栓照的矿主已经被逮捕，但协议书上还是刘的亲笔签名，政府官员告诉家属，由于刘的财产被冻结，赔偿金先由政府集资垫付。领导们给躺在医院的伤员带去了亲切的慰问，每人都分到扎成一束的十几朵红玫瑰。医疗费也得到了政府的保证，记者在吕梁地区医院看到的药费单显示，截止29日，在那里医治的5名严重烧伤矿工的医疗费都超过万元。

　　当地官员无一例外地不愿意对事故多说一句，对记者普遍的推辞是事故调查还没有结束，但也不讳言他们面对的重压。“请理解我们的谨慎小心，我们动辄得咎。”当地负责安全生产监察的一位官员说，“吕梁一个星期两起特大事故，那是61条人命啊。”

　　权威也死了

　　阶段性成果

　　过去的一个月里，死亡在山西不再是什么重大事件。这是山西煤矿最严酷的一面：全国产煤最多的地区，可能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同样的事实也适用于这整个国家：全世界煤产量最高的国家，也是安全记录最差的国家。中国煤产量占全世界的1/4，但煤工业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的4/5。

　　原国家煤炭工业局局长、现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张宝明今年3月在一家刊物上发表文章说，中国煤矿死亡人数每年都近万人。他说，中国每百万吨煤死亡率比俄罗斯高11倍，比印度高15倍，比美国高182倍。但专家指出，这些数字低于实际死亡人数。因为在灾难发生后，一些矿主和地方政府最直接的选择是隐瞒，像今年南丹那样官商勾结欺下瞒上的企图在煤矿行业中同样屡见不鲜。

　　“一次死两三个人的煤矿事故在这里非常平常，10人以下根本就不算事，矿主赔两三万块钱就了了。”在中阳县城里开饭馆的张说，他曾经为一家煤矿开过4年多车，“经我拉过的尸体不下几十具。”

　　据几位当地人告知，后沟煤窑发生事故的当天，中阳县城以东15公里的枝柯煤矿也发生瓦斯爆炸，3人死亡。但官方对此只字没提。由于时间原因，记者也未能前往核实。

　　一份已经半公开的内部通报摘录了湖南省政府一个安全督察组3月26日出具的材料，湖南省耒阳市境内小煤窑去年共发生死亡事故42起、死亡71人，而当地全年上报到省里的事故却只有死亡事故2起、死亡10人。该市今年头两个多月已经发生小煤窑死亡事故10起、死亡15人，结果是一起未报。

　　如果仅仅从官方提供的数字看，今年的煤矿安全生产情况还是不错的，至少与前些年相比有了数字上明显的进步。11月20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还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1到10月份，中国煤矿发生事故2378起，死亡4547人，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355人，下降约7%。

　　6天之后，张宝明在全国煤矿安全生产电话会上透露，进入11月中旬以来，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出现滑坡，个别地区出现特大事故多发的势头。从11月14日到22日，短短9天时间内，全国煤矿连续发生了6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共死亡105人，另有7人下落不明。这6起特大事故除一起发生在山东外，其它5起均发生在山西省。

　　由于7名失踪者已经有半个月下落不明，生还的希望基本为零。即使把11月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加起来，头11个月中国煤矿死亡人数也不到4700人，全年死亡人数肯定将少于去年官方所公布的5300人。

　　但是数字不能替代现实。对业内人士来说，绝对的死亡数字说明不了问题，一个国家煤矿安全状况的衡量标准是百万吨死亡率，从1998年开始的压产，使全国小煤矿的数量由1997年底的8.2万个减少到目前的2.3万个，产量由1997年的6.2亿吨减少到2亿吨左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全状况仍在显著恶化。对不懂专业词汇的民众来说，最直观的印象则是煤矿重大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再三再四再五再六，频率之高已经让人对那些陌生城镇的死亡产生了麻木情绪。而这些，恰恰发生在坚决取缔的决心和成绩报道之后。

　　权威的难题

　　在中国，每年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几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的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的郑重宣告。尤其进入2001年，这种领导权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极点。2月，专门的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成立；4月21日，中国煤矿安全生产整顿会议上宣布，从5月份开始，中国将利用4个月左右的时间，集中整治煤矿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6月1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又开始对全国所有乡镇煤矿停产整顿，该次停产整顿，由地方政府组织煤炭、地矿、安全监督、工商等有关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共同组成检查组进行检查；6月13日，国务院发布25号明电《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的紧急通知》，限令到6月30日为止，所有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都要停产关闭。

　　如此一系列重拳击打之后，7月1日，仍在生产的吕梁地区柳林县贺昌煤矿因电焊引发瓦斯燃烧，造成4死1伤。煤矿负责人和县有关部门居然隐瞒不报，直至6天后，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才得知此事。

　　7月24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矿安全监察一司司长王树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王树鹤介绍说，到6月底，全国乡镇煤矿绝大多数已停止生产，停产矿井28786处，全部停产的有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等22个省区市。新华社的文章在这里终于也按捺不住，极其罕见地给权威加上了一个括号：“以上情况与记者的暗访似有出入”。

　　三令五申不见效果后，9月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再次发出68号紧急通知，除了重申关井停产，最后时限又推迟到10月底之前。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上刊登报道《产煤大省山西所有乡镇煤矿全部停产整顿》，报道指出，“在去年关闭不合理矿井的基础上，今年该省又开展了国有煤矿矿办小井的关闭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专项治理工作，制定出严格的验收标准，500多名督查员在11个地市逐一督查，对在关闭之列的煤矿毫不手软，确保了所有乡镇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山西日报》的报道也很振奋人心：“从督查的结果看，各地市、各单位都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明确了责任。”文章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吕梁，称赞吕梁地区“认识到位，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说了大话被现实当众掴脸的滋味当然不大好受。11月连续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山西的领导们一边疲于奔波于各出事现场，一边下令撤职和逮捕，一边继续三令五申，召开各种会议痛斥和流泪。记者在吕梁时看到当地的电视新闻，11月17日、19日，包括中阳事故发生的当天，领导们都在连续召开紧急会议，端正态度，部署关停和安全检查工作。11月23日，山西省政府再次发出4条紧急指示：第一，对已经发生的事故追究地方领导干部和矿主的行政或刑事责任，第二，对全省所有煤矿停产整顿，第三，全省抽调1100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煤矿安全整治和整顿验收大检查，省成立督查领导组，11个地市设督查组，由省、市长和分管领导任正副组长，第四条，建议省委尽快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安全生产工作。

　　领导们有没有责任

　　尽管官方的中阳煤矿重大事故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据记者采访所知，直接的原因有两点。首先，矿工违反操作规程，在瓦斯员还没有测定瓦斯浓度的情况下就擅自点燃雷管。在中阳的那些小煤矿里，几乎都像褚青庄那样，拿起铁锹就当矿工，从事这种高危职业却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穿着化纤衣服，甚至有人连火机和香烟都带到井下。

　　有意思的是，有矿工认为，“领导们没有责任”，理由是事发前两天，矿上刚开过安全会，安全矿长讲过：“这几天要多注意安全操作。”而这位刚刚上任3天的安全矿长的儿子，就在事故中丧生。

　　开会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几乎是不需要讨论。糟糕的通风是造成爆炸的另一重要原因。据说中阳后沟煤矿的安全设施还算不错的，但按照煤矿安全生产规程，生产只能在主井中进行，副井只能用于走人、抽水和鼓风，另外还需要一条斜井以供逃生；每个矿井外壁都需要有大功率的鼓风机和抽风机以保证井内外空气对流，降低不但逸出的瓦斯浓度，主坑道和各工作面也都需要风机。而事实是，后沟煤矿的主井和副井都在生产，两口井都没有安装鼓风机和抽风机，副井外壁倒是留有装风机的口子，一台抽风机也早已运到矿上，但直到事故发生后，为了救人也被装上。原来安装在主坑道的一台28千瓦的风机已经坏了一个多月，矿方用一台11千瓦的小风机替换。当日4点下班的矿工们反映，走在主坑里几乎感觉不到有风，在各工作面的12个小鼓风机，当天也只有8个在使用。

　　“更要命的是，当天的电也不正常。”老丁告诉记者，在他当班时，停了两个多小时的电。按规定，停电后应该马上让矿工上窑，但当班的矿长拒绝了他们上窑的要求，而是用发电机自己发电。“那点电只够维持小风机和溜子。”老丁说。大检查是否解决问题，在后沟煤矿也做出了回答。老丁等矿工告诉记者，事故发生两天前，有检查组到过矿上，还有两个人扎着白毛巾下了井，“走了走过场就去吃饭了”。中阳县煤管局副局长高和平、总工程师乔俊全的说法是，11月20日中阳县煤管局局长张学亮带5人安全检查组，到这个矿井进行安全检查，发现煤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认为煤矿不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给这个矿下发了停产整顿通知书。

　　矿工们没有听到停产的消息，记者也没有看到通知书。但事实已经足够了：继续生产，然后爆炸，死人。

　　比腐败更危险的

　　“你这么一喊，老百姓只发抖”

　　11月20日，在大同处理煤矿爆炸事故的山西省长刘振华召集大同市县乡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声色俱厉地怒斥，“矿主等责任人不顾被困矿工死活，事故一发生就逃之夭夭。而公安机关至今还没抓到在逃责任人，说明这里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腐败。”

　　刘说的一点没错，“几乎每一起重大事故发生都有一些严重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这是一次又一次造成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今后可能造成事故的潜在因素”。后沟煤矿今年四、五月份才建成投产，据中阳县宣传部副部长郝士武和新闻办主任刘福兴介绍，这个煤矿现在也是“边建设边生产”，所以安全设施尚未完善。且不说这个说法是否成立，最迟从6月13日国务院发布25号紧急通知起，它就属于停产之列。9月份，矿工们曾听说别的煤矿要停产3天，但事实却是后沟煤矿连象征性的姿态都没做过，即使在几次检查组到来时也照挖不误。

　　被下了停产通知的后沟煤矿之所以能够对上至国家下到县煤管局的停产通知置若罔闻，“顶风作案”，按照中阳人的说法，原因在于县里主要领导在里面有股份。他们能够掰着手指头告诉你某某领导在城里有几栋房子，哪些煤矿是某某领导开的，哪些厂子又给领导送了暗股。当然这些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传言，但在类似中阳这样的小县城办厂开矿，没有关系和靠山，恐怕也是很难生存的，这靠山，又依靠的是经济利益的纽带。

　　然而，仅仅依靠一个腐败的帽子，恐怕很难解释为什么上令下不止，为什么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那么严重的背离。显然，国家关停小煤矿的决心是异乎寻常的，今年4月21日，国务院刚刚颁布施行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个24条的规定明确提出，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不但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要追究领导干部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陕西省委书记程安东就因为特大煤矿事故而被通报给予行政处分——再爱财如命或者再官僚的官员也不会面对严厉的惩罚而无动于衷。

　　“有些地方政府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对关闭小煤矿态度不积极，措施不落实。”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指责道，“特别是由于压产导致煤炭市场好转，个别地区出现煤炭供应紧张，煤价恢复性上涨后，一些小煤矿受利益驱使擅自偷偷生产。”在山西，80%的县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煤炭开采和炼焦，吕梁、大同等地的一些县区乡，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0%—75%。100年前还是全国最富的山西，100年后的今天已经沦落为全国人均收入倒数第一的省份，你很难想象它会比青海、西藏更穷。吕梁山区更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之一，它管辖有3市10县，10个县全部都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

　　“对一个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左右的贫困县来说，关停小煤窑意味着它几乎一无所有了。”矿业学院毕业的张满怀，曾经在吕梁一家年产30万吨的中型煤矿当过3年生产矿长，与当地很多官员成了朋友，今年9月他从太原回到吕梁，一些煤矿已经被要求停产。“有个县负责煤矿生产的负责人问我，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啦，不生产财政收入没有了，县里都扛不住了，他每月800块钱工资也保证不了。”这次吕梁之行给张满怀的直觉是，肯定会有人要顶风生产了。

　　“我在吕梁的3年连年大旱，今年又是大旱之年，很多地方颗粒无收。”作为农民的孩子，张满怀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中阳，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依旧是食不裹腹，煤窑成了他们最后的生机。“煤矿停产关闭都好几个月了，老百姓眼巴巴看着呢。领导一句话，多少人饿断肠？你这么一喊，老百姓只发抖。再停几个月，让他们喝西北风啊。他们的出路呢？”

　　外来矿工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中阳后沟，矿井紧闭，带着骨灰回家的家属们一再劝告活下来的矿工老乡也赶紧回家，但矿工们仍然呆在矿上。由于政府冻结了矿主的所有钱款，他们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仅河南民工就有16万多元。“我不愿意再干了，”看上去20岁都不到的河南矿工张生说，“但我们没有钱回家，连吃的都没有。”为了节省体力，张生学着别人一天两碗面条，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光板床上，穿着厚厚的衣服裹进被子。

　　很不幸，褚青庄、张毛营和张生所在的河南南召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褚青庄的妹妹在武汉上学，他和父亲不得不出外打工，出了这么大的事，家人还不知道他父亲流浪到了哪里。张毛营的哥哥告诉记者，张走的时候家里只剩下7块钱，正好哥哥从城里卖花生回来有97块钱，给了他80元做路费。

　　这些常年在地底下工作的人们，总是一口一个“我们受苦人”。但他们并不认为在地底下1米高的坑道里弓着身子挖煤是最受苦的事情。“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10倍，”张生说。他们在小煤窑每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两个人搭伙每天挖1米多，1米13车，1车500斤煤，每米老板付给45元工钱。

　　记者问已经经历过3次瓦斯爆炸的山西矿工老丁，以后还会不会再下井挖煤，老丁操着难懂的山西话笑着说：“还挖，我们受苦人不挖煤能干啥？连吃的都没有。”

　　“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

　　据说，已有矿主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一个六、七万吨的小煤窑，投资也要几百万，”张满怀向记者介绍，即使停产，抽风、电、排水也不能停，否则就算废了，每个月至少又得二、三万的维护费。“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32年前就进入煤炭行业、多年从事行业政策研究的李燕生说。80年代之前，煤炭非常紧缺，为了缓解能源瓶颈，国家采取了有水快流的政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煤矿，产量逐年大幅递增。

　　“当时山西是先从大同开始，煤炭厅还组织我们参观学习，看村子怎么致富的，自己架个锅就可以洗煤。”时任山西阳泉矿务局办公室主任的李燕生说，“那时候国家缺煤，要得就是煤。20年来全国每年十几个点的GDP增长，山西煤业的支撑是做了巨大贡献的。”

　　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煤炭市场已经供大于求，煤价下跌，国有煤矿普遍陷入亏损和破产的窘境，员工失业严重。更多的问题也随之被摆上了桌面。首先就是乡镇和个人小煤矿尽量减少甚至取消安全设备和工作规程，尽管开办煤矿需要“四证”，但矿主通过贿赂，减少乃至取消安全成本，牟取暴利——办一张采矿许可证大概需要七、八万元。与国有大矿吨煤120元左右的成本相比，小煤窑30元左右的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当然也意味着毁灭性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很多国有煤矿破产，原有煤田被租赁、承包、转包给个人，采矿许可证等也同时张冠李戴，后沟煤矿实际上就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地无证生产了半年多。

　　对蜂起的小煤矿，国有大矿爱恨交加。一方面，他们自己为了安置子弟，也在开办各种矿办小井，一些大矿甚至从小矿买煤倒卖。但另一方面，正如太原附近西山矿务局的一位主任所说：“小煤窑开了之后，大煤矿就不能开了。”

　　1996年夏，西山矿务局发生著名的“8·4”洪灾。当天天降暴雨，与西山矿井相通的一座已经采空废弃的小煤窑里积满了废水和雨水。按照规定，西山矿在自己坑道和小煤窑之间做了封闭——不做封闭还好，结果小煤窑里积聚起来的巨大水压一下子把封闭打开，在井下作业的西山矿工遭遇灭顶之灾，33人被淹死和活活憋死，西山矿务局直接经济损失3.4亿。

　　“除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的透水事故和瓦斯事故，更严重的是小煤矿的操作方式导致整个行业的秩序混乱。”这位主任说，“这还不仅是价格问题，它实际上在刺激大家都来掠夺式开采，正规的科技进步成了多此一举，机械化的威力发挥不出来。”与国有大矿要求至少85%的回采率不同，小煤窑粗放的开采方式只能把10%的煤挖出来，大量资源被浪费。

　　在山西，由于过度的放炮开山和挖煤、炼焦，昔日的青山绿水蓝天已经荡然无存。距离中阳还有10公里的地方，焦化厂的浓烟遮云闭日，司机们抱怨，每到阴天，公路上能见度只有10米。肆意开矿导致水位下降，中阳县最大的水库已经干涸，矿工每次洗澡的水连脚脖子都盖不上。晋祠里著名的难老泉现在流淌的是自来水；汾河前几年也出现断流，为了给市民办实事，太原市把市区内的5公里围起来放进自来水，每年换一次，现在只有站在河边气派的省委大楼上，才能欣赏烟波浩淼的美景。太原附近的尖草坪区是号称集书法、绘画、中医等中国文化之大成的清人傅山的故乡，傅山曾画出许多描绘家乡山水的水墨画，但丰富的煤资源毁灭了这一切，如今的尖草坪，到处是被劈开的秃山，10年前还处处可见流水踪迹全无。

　　1998年，国家召开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会议，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关停小煤窑行动。为了安抚地方——尽管人均收入最低，但山西的财政支出在全国排第8位，国家将大同、阳泉、西山等重点大型矿务局下放山西省。然而，大部分地方县乡并没有从中增加收入，地方与中央在权力与利益方面的对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关停小煤矿是对的，该关的要马上关，合格的该开也要马上开。”张满怀说，“即使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矿需要关闭，但既然国家政策有失误，国家应该赔偿。”西山矿务局的那名干部也为小煤矿鸣不平：“20年来都是这样的政策，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窑都是省一级政府批的，现在一刀切说停就停，别人几百万的投资怎么办？既然你以前错了，你需要为错误的政策付出代价。毕竟这不是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时代了。”

　　一些矿主则说的更直接：“我的死活都顾不上了，怎么去管别人的死活。”

　　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任何给予赔偿或补偿的说法。“这种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并使用并主要作为惩罚的工具，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今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写道。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演变：20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安全管理实质是“人治的法规”。

　　还要不要煤炭部？

　　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2001年2月，国家安全监察局挂牌成立，应该说这是走向法治轨道的一次努力。但记者在吕梁采访中，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部门的职责。由于一直负责煤炭行业规划和安全管理的煤管局即将面临机构改革被撤消，似乎安全问题将由安监局和各地的办事处独家管理，但吕梁的安全监察办事处总共十几号人，三辆车，整个吕梁地区光办证的煤矿就有600多家，按照张满怀的说法：“跑断你的小腿腿都不行。”

　　根据国务院规定，已经在停产整顿期间的小煤矿，在今年年底前没有通过验收合格的，一律视为非法矿井。据介绍，山西省从10月10日开始复产验收，到11月23日，44天仅完成922个煤矿的验收，与全省预计3000余个的目标差距甚远。一些原本关停的煤矿在难耐的等待中决定冒险。“采煤是需要连续性作业的行业，这样关关停停最危险，因为瓦斯会大量聚集。”太原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政协委员说，“尤其一些煤矿害怕检查组突然到来，连大功率风机都不敢开，这就更可怕了。”

　　“更奇怪的是，安全监察属于国家直属领导，与地方没有人、财、物上的关系。如果你不决定别人的人事和财权，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让它去管它管不了的事情，那不坏了？”一位国有煤矿的负责人问记者。他建议恢复煤炭部，“屡受挫折的煤炭行业，多少年来变来变去，每次机构改革都涉及到煤炭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高危险性的行业，现在连司令部都没有了，谁来制订行业规划，负责日常的安全管理？”

　　这是自然而然的思维，在解构与结构交错的混乱中，领导和警察总是能找到更迫切的存在理由。但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这样一个至今还在召开全国煤炭生产订货会、计划色彩浓烈的行业，多年来已经留存着对领导权威的路径依赖，这种机制必然还会继续自我强化。几乎可以预测到它可能采用的办法：开会、下发文件、突击检查。但市场行为和社会化的大生产，已经用死亡的恶果做出了惩罚。开会、下发文件三令五申也好，突击检查、从重从严处罚也罢，没有真正的用处，因为它们都不严肃。

　　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中写道：“如果Y承认X控制Y的合法性，X就对Y有权威，或者，如果Y承认有义务服从于X，X对Y也有权威。”在中国，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痛苦：一个外来的好的制度往往在它还没有表现出优越性的时候，就被强大的肌体免疫系统排斥乃至杀死了。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政府安全管理部门，缺乏改革管理方式推进法治的动力，仍然会希望通过这些不可预测的行动扩大行政权力——即使不是出于权力寻租的目的。

　　对领导的服从是中国内生的，对制度的服从则是外来的，为了61个已经死去了的阶级兄弟，我们必须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少的代价，找到那么一个好的制度权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权威的缺失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主笔/高昱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