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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9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两位世界级人物--正宗老牌资本主义英国的代言人撒切尔夫人与共产党中国那位总也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正在"亲切友好"地谈判一个世界性难题：香港的前途与走向。

　　铁娘子断言，中国大陆不懂资本主义，如不保持现状，香港就会崩溃，就会危及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邓小平以子之矛击子之盾：那我们就找一个懂资本主义的人来管香港嘛。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那一天，铁娘子步出人民大会堂时面色凝重，不慎跌倒，这是一个意外。但是，凡事都能引申出意义的中国人宁愿把这看作一种象征：日不落已落，中国的太阳正喷薄欲出。要知道，大英帝国炮兵连的火炮曾架在安定门上瞄准中国的皇宫。中国人早就想出这口恶气。

　　但是，欢呼声中的邓小平对于管理香港之难之重知道得很清楚，只是那个让他操心的"懂资本主义的人"还没有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那个人，就是后来的特首董建华。

　　出生于上海、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船王之子董建华对资本主义可谓刻骨铭心。80年代初，其父董浩云已是拥有150艘巨轮的香港世界级船王.但是由于急剧扩张，入不敷出，到董浩云突然去世时，留给长子董建华的只有250港元的现金。董建华受命危难，继任家族财团主席兼行政总裁，一番打拼，终于重新成为国际商业巨子。

　　董建华在回归之日，将对一国两制的香港负起管理的全责。

　　美国《财富》称：香港已死98亚洲金融风暴险些使香港5日内"断气"

　　香港回归当日，暴雨倾盆，这次大陆人似乎没有顾上去引申什么寓意，人们的精神陷入了狂喜状态。但是大陆、香港，乃至世界的有识之士宁愿以一种冷静的目光去注视雨中的狂欢。回归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次开始。一个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国际大都会与一个尚未彻底摆脱贫困的共产党大国如何相处相融，并在它的旗下生生不息呢？与港英政府相比，香港人能活得更富更爽吗？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尖锐对立的世界两极之间，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风暴眼。

　　就在本港回归前夕的1995年6月，全球极富影响的美国《财富》杂志预言：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KONG"为封面专题的文章。内容涉及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犯罪分子、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表述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然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九七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问题。

　　1998年7月，泰币终在金融"大鳄"基金炒作下引发风潮，汇率被迫浮动，大幅贬值，继而触发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亚洲金融风暴，并迅速波及香港，恒生指数很快直线暴跌到4000点，银行贷款利息居于历史最高位，外汇储备损失80亿美元。根据香港金融局官员的分析，"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港府官员相信一定要以雷霆手段消弭危机于初起之时，以免本地社会的贬值预期心理形成。董建华接金融官员报告后半小时内拍板，动用十亿美元捍卫港元。"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王桂生指出，大陆领导人曾表示，只要特区政府提出需要帮忙和支持的要求，中央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特区政府。

　　当时场面混乱。一方面，金融"大鳄"手握重金，气势汹汹，有步骤、有计划地在海外市场抛空港元，并在香港的期市、股市同时动手；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一些传媒和证券经纪人，不断攻击特区政府的入市行动，妄图占领舆论高地，混淆视听。在双方对阵的最后两天，整个市场只有特区政府和"大鳄"，而"大鳄"更从美国调来四五名世界顶尖的金融"杀手"。

　　从数学上说，港元现钞固有百分之百美元准备，但香港的外汇储备(881亿美元)与大陆的储备(1300亿美元)合计也无法在目前汇率下百分之百支持港币存款(含定期与存款证)总额。从经济上说任何国家的汇率保卫战都不会战至最后一美元储备才弃守。但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坚定决心有效地稳定了民众信心，终于击退了“大鳄"索罗斯。恒指由4000点升至7800点。

　　港府此举不仅被金融"大鳄"恶诟，亦遭到民主党及部分立法会议员抨击：谓特区政府运用土地基金入市须先经立法会同意。批评特区政府未做好风险管理，令香港赔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并增加庞大股票投资的风险。财政司原司长曾荫权在2001年宣布，经过大约32个月的努力，特区政府不仅已经收回当时投资的1100亿港元，而且目前还持有1000多亿港元的股票。曾荫权后来到了美国，被传媒冠以"民族英雄"的美誉。百感交集的他感叹说："真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此事一个更加戏剧性的结尾是2001年5月8日的《财富》论坛年会开幕晚宴上，一位观察仔细的记者发现，会场的席号中没有任何与"四有关的数字，即没有第4席、第14席、第24席、第34席、第40席……"美国人知道港人对"4"的忌讳，会场没有"4"。《财富》杂志是在对外宣布：香港没有"死"。当年策划"香港已死"封面专题的编辑总监GEOFFREYCOLVIN也参加了财富论坛，在回答记者"如果现在《财富》为香港做一个封面专题，你怎么形容香港"时，COLVIN思考良久，最后的答案是"活力(Vitality)之都"。

　　1998年7月21日英国外交部向国会提交"中英联合声明"在港执行情况的第三份报告称：(一)虽然金融风暴带来比预期更为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香港主权移交一年来的情况是令人(包括英国、中国大陆、香港)满意的。(二)令人欣慰的发展：中国政府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未干预香港自治事务。港人仍保有基本权利、自由；政党、社团、传播媒体、教会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仍活跃；言论自由亦维持。官僚体系仍维持其素质及自主性。香港电台在编辑权上的独立性亦获香港政府及大陆领导人的支持。港人亦选出代表民意的立法会，高投票率打破港人"政治冷漠"的迷思。(三)令人担忧的情况：立法会选举制度上仍有不适当之处，如功能组别选举人数的锐减；"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角色不明确，但却赋予其法律豁免权；"基本法"第23条(有关禁止叛国、颠覆、分裂国家及与外国政治性组织的联系)相关法令的制定，对港府及立法会都是一大考验。

　　回归1周年，民众对港府表现感到满意的亦多于不满意者。港人对特首的整体评价时受个别事件影响，呈现起伏，五月间降至新低点56.2%(最高点为71.3%)。对于落实"一国两制"有信心者则有所回升。

　　楼市下跌，政争升温八万五事件震荡，刺激香港神经

　　"9.11"事件使本来已经衰退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而香港楼市更是风声鹤唳，急泻50%，使香港社会有近30万户在楼市上被深度套牢，成"负资产一族"。

　　2001年10月，董特首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发表，翘首盼望政府拿钱解困的资产户对于政府没有拿出大钱来"纾解民困"极其失望，次日香港报纸铺天盖地的评论，千夫所指，几乎全是公屋政策。董建华上任之初，正是香港楼价疯狂飙升之时，民众要求平抑楼价，董特首也认为楼价高企是窒碍香港竞争力的"罪魁祸首"。董特首施政的第一炮，就是推出"八万五"建屋大计，宣布每年兴建85000单位的目标，目的是将楼价降至香港市民所能够负担的水平。"八万五"的数字一提出，香港住宅市场立即就感受到压力。恰好亚洲金融风暴袭来，香港房地产市场一片凄风惨雨，楼价下挫二至三成，要求董建华取消"八万五"建房目标的呼声趁势而起。反对者指责董建华提出"八万五"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如果香港经济的中枢神经房地产业崩溃了，整个经济也将被拖垮，百业萧条，"济贫"变成"齐贫"。

　　特别是已经靠银行抵押贷款买了住宅的中产阶级，看着楼价一天天跌下去，心中最不是味道。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于香港楼价10年上涨10倍印象深刻，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现在楼市气候大变，他们顿时成了负资产者。例如在香港楼价高时以1000万港元的价格买下一栋房子，业主首期只需付300万元即可入住，剩下的700万到银行按揭。而楼市下跌后，房子只值500万元了。即使业主将房子抵给银行，还仍净欠银行200万元(利息还未计)的债。据中原地产指出，香港60万个负资产账面损失达6000亿港元。

　　此时，董建华被迫发表声明："由于1997年和1998年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我们相应调整了房屋供应措施。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的目标不再存在。"董建华说：在1997年的施政报告，我就提出一个长远的目标，每年建85000个楼宇单位。其实，我是在10月初说的，到10月23日，利息升300%，金融风暴来临，根本无机会实施"八万五"政策，楼价已经下沉，跌得很快，当时最担心的是会影响整个金融体制稳定。1998年6月政府停止卖地，目的是稳定楼价。

　　但是，由于此后楼价一直低迷，还有大量新建房产上市，"八万五"就成为反对者急攻之目标，说董建华一直不愿承认政策失误、治港无能，放弃"八万五"之后，仍重手下药，坚持"七成家庭置业"的计划性目标，终于把香港楼市彻底摧毁，制造负资产户数以十万计，连累百业受损，拖垮整体经济，是市民对特区政府和经济环境信心崩溃的源头。因此，在今年施政报告发表前，不少人倡议用公币帮助负资产者，在巨大的压力下，经过估算，救助这批10余万负资产者需动用大约400亿港元，政府不能采纳。

　　香港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指出。用公币协助负资产者所衍生的问题，远远多过它所能解决的。而且，当政府开了补贴错误投资决定的先例，投资者便会预期日后看错市也可以逼政府出手打救，结果触发"道德灾难"，形成不断干预市场的恶性循环，令政府泥足深陷。其实楼市走势，完全是香港经济形势使然。

　　香港楼市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置业市场，更是一个投资市场，反映市场投资价值的楼价，便成了经济繁荣还是萧条的代名词。董建华的两难之处在于，如果只顾香港商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听任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使贫困线下市民数量增加、无檐置身，那还要政府干什么？

　　看来，一个经济政策的出台，是纯粹从市场角度，还是从社会层面的公平最大化考虑问题，在香港这样的发达社会，也仍未解决。好在近日香港楼市销情转好。政务司长曾荫权则指出，长远来说，由于本港地少人多的情况没有改变，应可保持对置业的需求，"楼价不会永远跌下去"，所以他相信长期楼市可趋向稳定。

　　张子强案件、居港权事件引发法律争议

　　司法独立是西方国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香港回归后的司法是否独立，成为西方国家评判是否真正一国两制的一个焦点。

　　为保证一国两制，基本法规定，在众多的全国性法律中，惟有6部适用于九七后的香港，多是关于首都、国歌国旗国徽、国庆日的和领海和外交豁免的条例等。只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完全不触及香港的管理事务。此后，在大陆法律和香港法律的磨合中，有三次较大争议。

　　1998年11月，香港黑社会的"大哥大"、绑匪张子强由于在大陆及香港作案多起，身负命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张子强在港代表律师批评大陆法院对张子强主要之在港犯罪行为并无司法管辖权。国际传媒对此事给予关注，《金融时报》报道说，张子强被大陆法院判处死刑一案，将使香港丧失司法自主权的忧虑再次显现。

　　特首董建华强调，张子强是触犯大陆法律，"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应尊重大陆的司法程序。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并表示，张子强案在港并无人报案，警方不能提出检控，加以大陆及香港并无移交逃犯的正式协议，故特区政府并未向大陆要求引渡张子强返港受审。这次争议以张子强在大陆被执行死刑而暂告结束。

　　三个月后的1999年1月29日，以李国能为首的5名香港终审法院法官一致裁定，港人在大陆所生子女无须经大陆公安部门审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权。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却没有列明他们在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之前所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是否可以成为永久性居民。而终审法院的裁定却将这两类人包括在内，似乎有为了判决自行解释法律的嫌疑。

　　此项裁决，使香港顿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法院敢于否定行政当局的意见，是司法独立的象征，而更多的有识之士则深感忧虑，这个裁决将引发167万人的移民大变局，给人口压力极大的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一些香港传媒指出，此裁决完全是"香港人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玩残自己。"

　　2月7日，裁决引起了大陆法律专家的强烈反应，他们格外关注该判决中特区法院可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行为无效的内容。抨击此举违反宪法及基本法，严重挑战人大地位，完全违背"一国两制"的原则。港府律政司梁爱诗就此事访问大陆后表示，此判决违反宪法及基本法，必须予以纠正。2月24日，特区政府请求终审法院就判词中有关终审法院有权审查"人大常委会"立法的部分作出澄清。26日，终审法院5位法官表示毫不质疑大陆"人大常委会"具有解释基本法及按基本法条文和规定程序行使权力。特区政府随即表态欢迎及尊重此项裁定，但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强烈批评终审法院此举立下坏的先例。5月6日，特区政府公布了167万港人在大陆子女至港之各项服务需求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光是房屋、教育及医疗的建设开支就高达7100亿元。香港特首董建华警告，此事后果不堪设想，港人多年来的努力将付诸流水。5月18日，在香港法律界的强烈反对下，港府行政会议决定，由特首向大陆国务院请求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港府估计，人大常委会释法后，将可令符合取得香港居留权的港人在大陆子女，由167万人大幅下降至不超过20万人。5月19日，香港立法会在35票赞成、2票反对、19位民主派议员离席抗议的情况下，通过支持政府要求人大常委会释法。美国参议院东亚及亚太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斯及若干众议院议员均分别致函香港特首董建华，对港府要求人大常委会释法一事表示关注，强调此举将严重危害香港法院的诚信及独立性，希望特首能重新考虑。

　　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要求进入香港，需要经过内地机构审批，并持有有效证件方可进入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规定，是指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出生还是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香港永久居民。令人惊心动魄的居港权事件并没有因此而落幕，而是发生了许多更加惨烈的冲突与争执，造成外界认为香港民情暴戾、社会不安定、法治已变扭曲结论。并终于在2000年8月2日引发入境处大楼纵火案，酿成入境处高级事务主任梁锦光等两人死亡，50人受伤的重大惨案。

　　纵观"居港权"事件的全过程，终审法院"1.29"判决全然不顾香港的前途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曲解基本法，挑战人大地位并最终迫使人大释法，使争取居港权的百余万民众心头希望之火熄而复燃，又归于绝望。香港有关政府部门事前对居港权问题严重失察，事后又未能与争取居港权者沟通，化解矛盾，致使问题升级，应负失察之责，保安部门和律政部门未能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也有责任。董建华在此事件中显示出了很好的政治眼光和法制意识，他依据基本法和人大释法，促使终审法院修正了有关居港权的判决，终避免了因167万人移居香港可能引发的重大危机。

　　钟庭耀事件、《头条新闻》事件演绎香港民主、人权与言论自由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对大陆的人权与言论自由提出批评，因此香港回归后的民主与人权就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2000年4月19日，特区政府拟委任"淫秽物品类别评定委员会"，定期审查刊物内容，不符规定者，将在报章刊物头版刊登警告字眼，每页划记红色对角线，且不得贩售予未成年人。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立刻表示此举将危害新闻自由。如果说限制淫秽物品售予未成年人"压制新闻自由"，那么，当年接踵而来的"钟庭耀事件"则把香港的民主与自由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0年4月7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在香港两份中、英文报章发表文章，指行政长官董建华曾透过第三者对中心进行的有关政府和董建华支持率的民意调查表示不满，引起香港公众的哗然。董建华立即透过传媒否认了这一做法。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及行政会议成员唐英连等均要求钟庭耀指出这个第三者是谁，是不是有人传错话或假传话。

　　钟庭耀事件，成为多天新闻的头条，是担心学术自由受到干预。与此同时，香港大学学生"倒校长"的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据悉，港大成立百年来，召开"全民大会"弹劾校长是"史无前例"。"全民大?quot;召开，必须要有全校十分之一学生即900人出席，才算足够法定人数。学生会决定，如果郑耀宗拒绝自行引咎辞职，"全民大会"就对郑投以不信任票。

　　9月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电子专家、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副校长黄绍伦向港大校务委员会申请辞职，获得接纳。郑耀宗再次表示问心无愧。黄绍伦亦发表声明，表示尊重独立调查委员会，但不能接受委员会认为他受郑耀宗校长指使，向钟庭耀施压。他希望事件随着他的辞职而终结，大学亦可以恢复正常。

　　香港电台《头条新闻》"越火位"事件则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无意间向世界透露了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程度。

　　香港电台是特区政府每年拨款数千万港元的官方电台。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香港电台电视时事评论节目《头条新闻》在"9.11"恐怖袭击一个月之际，影射特区政府施政报告，把香港比作阿富汗，以塔利班影射特区政府。有媒体称，《头条新闻》自香港回归后，一直以攻击政府为要务。

　　1998年3月4日，"政协常委"徐四民公开指摘香港电台空言编辑独立，却公然反对特区政府政策。他认为香港电台既是官营，就不可反对政府政策，特区政府应加强对该台的控制。

　　香港电台连同支持者则认为，政府出钱办这么一个电台，不是要把它变成官方喉舌，而是要为民众提供一个论坛，表达社会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制作一般私营媒体不可能制作的公益节目。如果要香港电台放弃目前的编辑自主，等于倒退回二三十年前的状况，有违民意。他们还强调，过去英国人统治时香港电台也时常批评、嘲讽政府，并非现在故意为难董建华和特区政府。

　　1999年7月17日，台湾驻港代表郑安国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节目中公开宣传"两国论"，大陆有关方面对此提出了质疑。香港电台发表声明，重申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在不触法律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言论，或就别人的言论发表意见。

　　1999年10月9日，港府宣布广播处长张敏仪将于本年12月中接替梁世华，升任较现职高一级之香港驻东京经贸首席代表。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要求港府详细解释张敏仪调职原因，是否?quot;两国论"有关？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强调张敏仪离开香港电台，并不代表港府会影响香港电台的日常运作，港府将继续维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陈方安生还反驳了外国记者协会对港府维护新闻自由的承诺感到不安的批评，称该指控毫无根据，更侮辱了张敏仪的接任者及香港电台员工。

　　10月20日，张敏仪调职令公布后首次公开露面，强调其调职并无政治考虑，相信香港电台在其离职后，仍可维持编辑自由，包括：支持"两国论"、西藏独立等不同意见，仍会在该电台出现。

　　针对把特区政府比作塔利班，2001年10月18日下午，一批民众往广播道香港电台总部抗议。抗议人士指出：《头条新闻》上周六的内容滥用新闻自由，恶意攻击香港社会，分化市民。"港台唱衰香港，居心何在？"有抗议人士称，港台有些人拿政府工资，又恶意攻击政府，是"食碗面反碗底"，"浪费公币"。他们要求有关节目的监制下台，另一名主持人辞职。虽然《头条新闻》主持人不承认有影射成分，但事实上一眼便可看出该环节是以塔利班影射特区政府和施政报告。而当有人问董特首对《头条新闻》的影射有何看法时，董特首不置一词，似乎对这种荒唐不屑一顾。

　　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受到国家大法的保护，但这种自由不得伤害、损害他人的自由。美国声称要"誓死捍卫他人发言的权利"，但在最近却坚决地把广播局长赶下了台，因为他让全文广播了拉登号召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讲话，这种行为早已背离了言论自由的意义，用弱智和愚蠢危及了国家安全。由此看来，香港目前仍然拥有绝对的新闻自由，而某些不负责的传媒甚至在滥用新闻自由。

　　"倒董"与"挺董"，从港人心态看港人的优势与弱势

　　香港第二届行政长官选举将在明年3月24日举行，届时，董建华是否连任，成为时下报章上一个新闻热点，亦成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大陆、台湾、东南亚和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此也十分关注。倒董与挺董，两种意见，各执一词。特别是中央政府明确表示支持董建华连任后，大大刺激了反对派的神经，大有群起倒董之势。

　　九七香港回归时，董建华的支持率高达76%，2001年10月11日，董建华的施政报告发表后，根据香港大学公布的民意调查，其个人支持程度由48.4%增加至50.6%。这个"增加"与当年的支持率已不可同日而语。

　　从香港媒体的反映看，董建华的确是毁誉参半。《信报》社论对施政报告的评价是"中规中矩"，《明报》则对其中投资教育的政策表示称许。虽然读者群众多的《东方日报》一贯地批评，称施政报告施?quot;小恩小惠"，做不到"非常时期、非常对策、全新思维、急事急办"的要求，但是同样拥有不少读者的《苹果日报》则指政府纾解民困的措施"虽然不能说已经足够，但至少是重要的一步"。纵观"倒董"的炸弹与利刃，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粗暴干预房地产市场。把香港楼市彻底摧毁，制造负资产户数以十万计，连累百业受损，拖垮整体经济；二是决策失误。兴建耗资20亿美元的高科技"数码港"、修迪斯尼，一会儿搞微电子，一会儿投资教育，只见宏伟目标的空头支票，不见民众得到实惠；三是推诿责任，有心无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榜，香港于九七年的第二，急挫至今年的第十三位，跌势既急且劲，而特首只不断把造成香港经济低迷的责任，诿于外围因素，归咎经济转型，徒自欺欺人地反复述说香港还有很多优势；四是优柔寡断，庸愚治港。其管治手法、施政方针及人事布局反复暴露薄弱之处，导致政界要人失和，陈方安生辞职；五是人权事件迭出。包括民主倒退、特区政府放弃司法管辖权、缩减社会福利综合援助、打击新闻自由，以及容忍种族歧视等。倒董人士还有一条说不出口的理由，那就是董建华与中央政府关系太"铁"。

　　而"挺董"的理由也很充足，似乎说服力更强。其一、实现了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城市与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完美融合。香港回归后，立即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和来自西方的各种各样的敌意与"封杀"，大有1949年共产党刚刚统一中国时被世界猜疑和误解的味道。五年的风雨泥泞之后，世界放眼东方，发现香港还是原来的那个香港。"舞照跳、马照跑"维持不变，700多座教堂的钟声依然弥漫港九，道教的黄大仙祠，香火旺盛如初。17万公务员仍像5年前一样，去办公室上班，领受相同的薪水。外国投资者无须去了解另一套完全陌生的体制和税法，也不必去学习十分难懂的方块字，英语依然是香港的法定语言之一。

　　其二、香港正在度过艰难的经济转型期。正像美国早年的经济支柱房地产业被汽车工业无情取代一样，新世纪的国际大都会想靠房地产永远"旱涝保收"只能是幼稚的童话，世界大势推动香港必须发展高科技产业，开发大规模旅游项目。微电子和互联网泡沫造成的困境是暂时的，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成功商界巨子，董建华的让香港成为亚洲高科技中心的发展大计是有眼力的。

　　其三、政府有错亦有不错的成绩。政务司长曾荫权在美国商会针对民怨问题说："作为领导者，并不等于你要满足人们所有的要求。领导者是要做对的事。""我不是说行政机关完全完美无缺，没有做错过任何事，差太远了。就如世界上其它政府，曾有过错误，但同样完成了很多工作。我相信这已是不错的成绩?quot;港人一般相信这是对董建华比较公允的评语。

　　其四、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凸显爱国者形象。5年里，香港警方每年10月10日都出动警力拔除香港街头少量的"青天白日"旗，董建华表示，在公众地方悬挂青天白日旗，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拆旗的决定，事前并未征询大陆的意见。台湾驻香港代表郑安国表示，港府虽有权拆旗，但也应尊重居民表达自由。特首特别顾问叶国华说，特区政府尊重亲台人士，但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公开悬挂青天白日旗还是要被拆除。同时，有关"台独"、"藏独"、"疆独"的分裂活动都受到了特区政府的抵制。维护祖国统一，是一个政治家立足的基石。

　　其五、与中央政府和香港商界领袖关系融洽无间，有独特的商界背景。大陆是香港最大的市场，亦是最强的后盾，中央政府多次在多种场合表达了支持董建华连任的意愿，相信自有其道理。香港政策研究所10月3日公布的调查表明，港人对中国大陆的信心逐步上升，对大陆政治情况、中港政治关系、"一国两制"的信心指数都超过以往，相信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意愿会充分考虑。而香港商界领袖较早前公开站出来表示"挺董"，也显出了董建华的亲和力与影响力。

　　其六、西方发达国家东南亚"四小龙"对董建华和香港政治经济多有积极评价。由于政治信仰和国家体制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对回归后的香港是相当挑剔的，但他们以局外人身份对香港所作的评价可能比一些香港人更客观一些。美、英、日的考察报告中说：在全球目光关注下，大陆和香港双方都非常警觉，行事审慎，大陆负责香港事务官员及驻港机构均低调行事，力求克制不干预特区事务。在例行事务上，特区政府官员乐于行使自治权，更有证据显示，港府官员甚至意图影响大陆当局的政策。而大陆并未干预特区经济事务，香港经济整体表现稳健，虽有动荡，短期前景仍好。银行规范严格，货币市场显示平稳。美国商会民调显示，多数美商对香港经济前景看好，仍愿将区域总部设在香港。香港仍拥有自由和活力的新闻媒体、反共的刊物仍存在、政党在公共辩论上仍活跃。台湾的研究机构认为，随着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提前退休，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治港班底亦逐步成形。

　　"9.11"之后，正在复苏中的香港经济与全球经济一样受到打击，经济增长趋缓，失业率上升，民众产生怨气应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不应归罪于董特首。针对《商业周刊》把香港形容为"一个穷途末路的城市"。曾荫权说，自香港开埠以来，便曾见过这种怪现象：香港在蓄势待发之时，往往已见到自己的"讣闻"。而提出这些言论的人，结果总证明是过早断言。香港在160年前被英国侵占时，就有人开始提出这种言论。当时英国的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曾断言香港是个"不毛之地"，"一定不能发展为贸易市场"。他进一步说，由于区内经济曾经历一段迅速增长的日子，使许多人期待经济持续向好。很多出生于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的年轻一代，渐渐将经济增长视作理所当然。但较年长的一辈都知道，经济循环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经济不景。

　　董建华在与江泽民一起探讨如何助港走出经济困境时也说，香港以前能自困境突破出来，且越来越好，现在也有能力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地努力。其实，无论是倒董还是挺董，对于香港民众来说，最重要的是齐心协力保证香港的稳定、体制与政策的延续。历史早已证明，有了这两点，富足与繁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香港人在世界上的聪明与勤勉是有名的，香港人的成功给了内地人无数经验与启发，也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但是跑马赌波的心态和地域限制又使他们太计较一时之输赢，一城一地之得失，报怨多而忍耐少。

　　李嘉诚作为香港人60年拼搏历史的见证者，他的一番话让人颇有语重心长之感。他说，港人必须重拾以往的拼搏精神，"不能一点小事便说政府没有为我做这样做那样。在40-60年代，没有政府帮你一个penny(便士)，你就是要靠自己。你要问自己，面对困难应怎样增强自己，怎样能够改善自己生活。"

　　香港正在爬坡，坡的另一端，需要继续努力，才可抵达。

　　摘自：凤凰周刊2001年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