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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化史，能以一家兄弟闪烁绵延其间而始终不衰的，唯有周氏3兄弟。大先生周树人，笔名"鲁迅"，一生桀骜不驯，四面为敌，斗争而终。二先生周作人，才华横溢，与世平和，像手工艺人一样日日雕琢，在纸笔之间，在一生荣辱之中，艰苦劳作。在两位兄长的巨大光环下，三先生周建人自强自力，以牺牲自己而始，以尽职尽责而终，走完了将近100年的人生。

　　上下求索

　　1881年9月25号，鲁迅在周家大宅啼哭着，降临人间。

　　鲁迅有3个弟弟和1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3人。

　　秋天时节，桂花飘香，周家喜欢中午在桂树下休息，鲁迅和周作人珠联璧合，经常出人意料地演起自编儿童剧，让大人们乐不可支。有一次，鲁迅看到一张画，是老鼠在元宵节晚上成亲，他便叫来周作人，元宵佳节时守了一夜，结果什么也没看见。第2天，周作人无精打采，但对哥哥毫无怨言。

　　鲁迅13岁那年，祖父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极速败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向母亲磕了一个响头，他要去南京求学。1902年，他飘洋过海，去了东京。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在给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近照，他还给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母亲听说儿子在和日本人谈恋爱，焦急地催促他回国完婚。母亲来电说：“母病速归。”

　　鲁迅赶回来，看到家里张灯结彩，办喜事的所有准备都已经作好了。母亲送给鲁迅的“礼物”，是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儿，名叫朱安，也是绍兴人，比鲁迅大3岁。在族人的簇

　　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新娘的盖头被掀开，鲁迅看了一眼新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当天，鲁迅根本就没有就寝，在书桌边看了一夜书。第2天鲁迅下楼时，有人发现鲁迅还是流泪了。因为当时的被子是蓝洋布作的，泪水一流，颜色要褪，那么鲁迅的脸上就留下了蓝颜色。

　　第4天，鲁迅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此时，周建人已联系好去南京求学，准备有朝一日像两位哥哥一样东渡日本。但鲁迅一想到头发花白的母亲，便劝慰三弟留在家里，一边陪伴母亲，一边自学。鲁迅许诺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我们兄弟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于是，周建人横下一条心，留守在绍兴。

　　周作人爱上一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并在1909年商定了结婚日子。周作人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1909年，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

　　1912年，鲁迅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的科长，北上北京。

　　聚散天注定

　　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到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他们之外，开始在事业上为周作人投入更大的关怀。为周作人翻译的中篇小说《木炭素描》奔波，搞掂文明书局出版。鲁迅还和周作人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

　　为了在名声上提携弟弟，鲁迅便把花费了大量精力编成的《会稽郡故事杂集》，用“周作人”的名字出版发行。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鲁迅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周作人为中文系教授。

　　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着。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承诺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3家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鲁迅和周作人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合加起来，超过500大洋，相当今天的5万元。

　　1921年深冬，鲁迅发表了《阿Q正传》，引来广泛喧哗。第一位撰写评论文章的，是周作人。他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说，《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小说，阿Q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典型。

　　20年代初，周建人也厚积薄发。鲁迅受聘北大，周建人也同时进了北大哲学系，甘作一名旁听生。此时，周建人已32岁，在绍兴拥有众多门生。1922年，他联合二哥周作人和胡愈之，组建“妇女问题研究会”。他翻译的《性与人生》成了中国性科学的启蒙读本，他撰写的《性教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性教育的教科书。

　　八道湾这所大宅子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却由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必须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给信子处置。

　　这个时期，周作人由于是北大教授，所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工薪收入，都远远超过鲁迅。恰在此时，教育部接连5个月发不出薪水，信子从鲁迅那儿收到的钱少了，便怀疑鲁迅私蓄。

　　1921年早春，周作人患病住院，鲁迅一次借款700大洋，相当于两个月的薪俸。如此沉重的生活负担，使鲁迅的心情糟透了，开始隔三岔五地提醒信子节约用度，勤俭持家，信子表面不言，心里却是一肚子怨气。兄弟3人中，周建人尚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有收入上缴，反倒每月支出。他决定离开北京，自强自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校对员。

　　有一次，周作人告诉鲁迅，要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鲁迅坚决反对，周作人很不高兴，完不成这个任务，他在太太那里没有好日子过。果然，信子开始大声告诫孩子们，不许搭理那个“孤老头”，不许吃他的东西，让他冷清死！她还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偷听，这是兄长的不检点。

　　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从此，不再邀请鲁迅一起吃饭。8月2号，鲁迅再也受不了充满火药味的气氛，决定搬出八道湾。

　　在各自的跋涉中

　　1925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此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心情向他求援。

　　夏天，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在一片攻击声中，鲁迅却写了《战士与苍蝇》。他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总不会超过战士们，你们这些虫豸们！”周作人写下《孙中山先生》，他说：“一棵大树，要全部的去看他，别去单看那虫蛀的叶！呔，小子。”

　　如此相像的语气，如此近似的笔法，即使已经分道扬镳，周氏兄弟仍在各自的跋涉中，向同样的敌人开火。不仅如此，当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联名发表《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周作人明知道是鲁迅执笔的，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这种通力的合作，最终使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为了躲避通缉，也为了避开社会舆论对其婚外恋的批评，1926年10月3号，鲁迅携许广平在上海定居。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周作人一边悲愤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

　　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绪却一落千丈，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此时，周建人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了6年。除了把在北京就十分关心的妇女问题研究得更透，他还在科普作品创作上取得成绩，出版了《生育节制》，倡导控制人口。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生下唯一一个孩子。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2楼，许广平在3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着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投下阴影，但上海的9年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但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岁月。

　　福与悲的抉择

　　1931年12月27日，鲁迅总结出写作中的几点经验，毛泽东则在《反对党八股》中详细介绍这些经验，并把鲁迅经验印在《宣传指南》上，发给整个延安。

　　1932年10月5日，鲁迅写了一首旧体诗《自嘲--书赠柳亚子》，毛泽东作出崇高评价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值此民族危亡之时，鲁迅更加明显地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1935年10月19日，听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给毛泽东和朱德发去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与中国的将来。”

　　同样是在1935年，50岁的周作人发表《五十自寿诗》，引发了30年代左翼青年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知弟莫如兄，在鲁迅看来，周作人的小品文，不该是闲适的小摆设。而周作人认为，鲁迅的杂文是“祭品”，也不过是种摆设。鲁迅被公推为左翼作家领袖，周作人认为，这是老不安分，在《老人与胡闹》中，他影射鲁迅患得患失，投机趋时。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交流，鲁迅只好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写信，委婉转请周作人南下。门客看完信，感动得拍案感叹兄弟分手多年，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然而遗憾的是，周作人没有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最关键的一次眷顾，无声无息地被撞了回来。

　　1937年7月7号，日军围攻北京。8月4日，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不愿意随北大南迁，蒋梦麟校长便委托他留守北大。8月25日，日本宪兵占领北大，闯进校长办公室检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宪兵据理力争，有效缓解了局势。

　　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他选择了日本，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北大文学院院长。

　　实际上，周作人这个督办做得并不舒服，他毕竟是中国人，毕竟知道中国在流血，因此，他尽量在教育中减少奴化，甚至以特殊身份，掩护和资助中共冀东暴动的地下党员。

　　但无论如何，此后的周作人无论是在国民党那里还是在共产党那边，都已抹不去“汉奸”的罪名。周作人后半生的厄运，全系于此。

　　身前身后事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常爱在吃饭前开个玩笑，他经常手一按桌子一下子跳过去。但现在，鲁迅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灵便。1936年早春，鲁迅的体重降低到74斤。在生命无望的状态中，鲁迅挣扎着，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遗稿转交中共中央，他还特地买了20罐白锡包香烟和两只火腿，托史沫特莱转交毛泽东。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5岁。

　　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出席了葬礼。鲁迅的棺木由36位政见不同的作家抬着，大上海万人空巷，自发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在1万多名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棺木沉入大地，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3个大字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

　　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丈夫的葬礼。但周老太太年过8旬，身体不好，必须有人照顾，朱安只能把鲁迅在西三条的书房辟为灵堂，独自为他守灵。

　　周作人也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叫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他不哭，所以没有泪，但眼圈却是红热的。

　　1956年是鲁迅去世20周年，他的棺木也迁葬到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亲笔书题写下了“鲁迅先生之墓”的字样。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建国后，周建人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4年7月29号，周建人寿终正寝，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在3个兄弟中，晚年凄惨的只有周作人。1946年，北大校长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为10年。1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暗淡的余生。

　　周作人出狱后，胡适劝他去台湾，保证蒋介石既往不咎，还会保他当院士。但周作人拒绝了，他认为“汉奸”罪名是蒋介石定的，毛泽东未必承认，况且，毛泽东是自己的学生，30年前还曾拜谒八道湾，请求自己援助。没错儿，这次换到周作人去求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拿到老师洋洋洒洒的6000字信，匆匆看过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

　　周作人在1958年5月20号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不满，认为哥哥是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是戏弄。这段话公开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于是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的陷阱。

　　周作人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他已经站不起来了，躺在那里，脸煞白，穿着一件黑的衣服，胸口戴着一块白牌，白牌上就写着他的名字。红卫兵叫他起来交代问题！他费力地起来，但一件事也说不出来了。红卫兵就拿皮带揍：“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趴在八道湾的临时铺板上猝然死亡，脸上没有丝毫痛苦，享年83岁。

　　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