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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谈到俄罗斯，我们便闯进了辩论的激流。主义、道路、方向等等纠缠着每一个讨论俄罗斯问题的人。确实，如果考虑到俄罗斯转轨是90年代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我们或许会认为进入这一激流是应当付出的代价。我们不可能避开这些辩论，我们只是说出我们自己的观察。

　　选择，是因为没有选择

　　2000年3月26日，普京击败对手当选俄罗斯总统。他的当选没有引起轰动。当他1月份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总统权力的时候，他的当选就已经成了定局。但是，人们对于这位“叶利钦的人”并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人民之所以选择他，原因并不在于信任他，而在于没有别的人可以选择——这是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政治现实，人民对于叶利钦时代充满了怨恨，但是，每当到了抉择的关头，就仍然不得不选择叶利钦，叶利钦本人对于俄罗斯的这一悖论有着清晰的洞察。普京就是这样作为“叶利钦的人”上台执政的。

　　然而，一年之后，普京这位“叶利钦的人”却成了俄罗斯的“新偶像”。有关调查表明，普京已成为10年来俄罗斯最受欢迎的人，他的肖像在俄书店里非常畅销，他还是现今俄罗斯妇女眼中最性感的男人。即便是那些挑剔的政治学家也将他称做“一个现代领袖”。短短一年间，他就用普京时代代替了叶利钦时代，后者已成为一个暗淡的影子，被埋进记忆的深处。

　　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普京在执政一年间的主要工作是清算了叶利钦时代的遗产，同叶利钦时代的积弊展开了全面的斗争。有人据此认为，普京背叛了叶利钦，有人则认为，叶利钦看错了人。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在政权问题上的继承关系不能被教条主义地理解为“萧规曹随”。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知道，他的继承者从他那里接下来的往往不是成就而是“问题”，正是那些问题，构成了权力转移的理由，对于一个真正的继承者来说，首要的并不是如何维护前任的权威和怎么报答赋予他权力的人，而是抓住真正的问题，然后去解决那些问题。这样他肯定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背叛论”、“看错论”都没有看到，叶利钦和普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默契。当叶利钦辞职时，已经主动为普京的“背叛”准备好了条件。而普京也十分清楚叶利钦和俄罗斯所赋予他的使命。

　　早在叶利钦辞职的前一天，即1999年12月30日，普京就“相当巧合地”发表了一篇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在该文中，普京规划了俄罗斯的新任务。他认为，俄罗斯正在完成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第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俄罗斯开始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即政治民主、市场经济、言论自由等等。他接着指出，目前摆在俄罗斯面前的主要问题是：今后怎么办？怎样使新的市场机制全速运转起来？怎样才能消除社会上日益严重的思想和政治分裂？21世纪俄罗斯应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什么地位？再过10年、15年俄罗斯希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达到什么水平？俄罗斯的强项和弱项是什么？今天拥有什么样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他提出，目前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对俄罗斯是指一个民主、法制、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综观普京一年来的作为，普京在基本原则上完全继承了叶利钦时代确立起来的“改革成果”，同时，基于对俄罗斯第二步改革目标的判断，他也无拘束地对叶利钦时代遗留下的问题进行修正。他上台伊始，就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作为执政期间的主要任务。普京一上台就明确地确立了这个目标，没有“实习期”通常有的犹豫和畏缩，在行动上十分坚决果断，在执政一年的时候，在几个重要方面，已经完成了部署，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总的印象是，普京执政一年，国家在几个主要领域强化了进攻态势，这几个方面是：对大资本实施了“点打击”以削弱它们对政权的挟持；对联邦体制进行了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本文以普京如何处理与大资本的关系说明这一点。

　　对大资本实施“点打击”

　　2000年6月13日，也就是普京当政几周后，俄罗斯总检察院拘留了古辛斯基，6月16日，又放了他。11月份，又发出了国际通缉令，西班牙警方于是逮捕了古辛斯基。这位古辛斯基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桥新闻控股公司的首脑，旗下有独立电视台、莫斯科回声电台、《今日报》、《总结》杂志等。他的帝国被称作“媒介-桥金融集团”，集金融、工业、媒体、安全保卫等于一体，是有名的七寡头之一。1997年，“桥”银行位居俄罗斯100家大银行的第16位。拘留古辛斯基被看作是普京政权公开向寡头“宣战”。

　　而清算寡头，究其实质，又是清算叶利钦的遗产。对这一点，古辛斯基本人说得最清楚。被释放后，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回忆起1996年总统竞选时对叶利钦的支持，他说：“那时的确是我们帮助建立了一个新政权，现在它成熟了，反而试图控制新闻媒体，而且是利用我们在1996年交给它的工具。”

　　俄罗斯总检察院拘留他的理由是：古辛斯基涉嫌通过欺诈手段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古辛斯基的类似指控早在叶利钦当政时代就不断传出，比如，普里马科夫辞职后不久，当时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就指责古辛斯基通过国家天然气公司担保得到国家贷款，沃洛申提醒古辛斯基，这些贷款是“国家贷款的潜在形式”。这些钱加在一起达8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天然气公司半年上缴国家预算的数目。沃洛申当时说，这些钱古辛斯基已经还不上了。照这个说法，当时就可以抓他。但是检察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一个解释是：当时的政治规则和政治形势不允许这么做，因为，他毕竟是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是新政权的基础。于是便由总统办公厅主任出来吓一吓他，目的是警告他“听话”。

　　舆论注意到，古辛斯基旗下的媒体对普京总统一贯是不客气的，古辛斯基旗下的独立电视台有一个专门嘲弄总统的节目，《今日报》对总统的新闻政策也持批评立场。在总统竞选中，桥传媒先是支持卢日可夫，后又支持亚夫林斯基，反对普京。因此首先拿古辛斯基开刀可以说是普京政权深思熟虑的选择。

　　经济秩序混乱是俄罗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西方一名专家曾经有过一个估计：在俄罗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约有5000个，它们控制着包括400家银行在内的4万家公司。1997年1月，当时的内务部部长库利可夫声称，俄经济的一半是非法交易。有人甚至说，七大寡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犯罪。就连古辛斯基本人也说，1992～1993年开始经商的“第二批企业家”是“最专横的和有罪的”。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说：“第二批企业家中的大部分代表人物目前已经在西方国家，以便离自己的万贯家财更近一些。”总理卡西亚诺夫在谈到经济失序问题时说，俄银行简直就是“金融丑闻中心”。因此，普京对古辛斯基施行“点打击”表明，政府决心整顿经济秩序，打击经济犯罪，加强中央权威。

　　当然，寡头犯罪和对经济的控制并不是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唯一问题。丘拜斯在评论古辛斯基事件时指出，俄罗斯目前最严重的危险是全面的腐败。寡头中曾经最为风光的别列佐夫斯基针对普京采取的打击寡头政策发表评论说，如果以法律为借口，普京可以把任何人送进监狱，“今天俄罗斯75%的财富已经私有化。但你能找到一个人敢说：‘这是我的工厂吗？’不能。”在犯罪全社会化的情况下，别列佐夫斯基主张忘掉过去展望未来，他要求对企业家宣布“大赦”。

　　政权和寡头的角力

　　应当说，在叶利钦时代，确实出现了许多巨型的金融、工业和媒体集团，他们是俄罗斯转型期间最大的受益者。这些集团的出现，是俄罗斯转轨过程中政府依据对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判断而“有意”设计的。当时的舆论认为，大型的金融工业集团将构成俄罗斯经济独立的基础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政府积极推动了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的进程。资料显示，到1997年4月，国内正式注册的金融工业集团有62个，包括了1000多个工业企业和组织，90多个各种金融-信贷机构，其中包括60多家银行和控股公司，这60多家集团中，国有财产的比重没有超过25%。然而，这些年舆论谈论最多的，不是这些正式登记的金融工业集团，而是在大银行或大企业周围出现的、非正式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又吸纳了一些正式登记的金融工业集团，这些非正式的集团就是舆论经常挂在嘴边的寡头。到1996年叶利钦竞选总统时，联合浮上台面支持叶利钦的寡头有7位。于是这些寡头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些寡头的形成，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的特殊性有关。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叶利钦时代的“非革命”性，也就是说，在苏联1991年解体之后，叶利钦没有像其他几个转轨国家那样立即进行议会和总统选举，而是保留了苏联时期的主要机构。总统和议会都由苏维埃制度继承而来。观察家们注意到，1991年8月以来的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与苏维埃和共产主义的一刀两断，还不如说是旧制度的一种复杂变形；与其说是“休克”，不如说是旧制度和新秩序的古怪结合。昔日的寡头统治集团保留了下来，经济则延续着官员的和部门的控制。早在苏维埃后期，便发生了“隐性私有化”，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结果是出现了“高干民主”和“高干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员私有化”。1991年开始的转轨，不过是对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的承认。俄罗斯的新的统治阶级就由新旧两种人物组成。这个新的寡头集团包括位居中央的新的“民主精英”，新的强大的地区精英，新的金融家和工业家等。

　　由于叶利钦政权没有采取暴力方式重新组织新的国家体制，而是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一大批苏维埃官员和平地转轨成“新俄罗斯人”。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转轨后的俄罗斯精英层主要是旧制度下的精英转变而来。

　　叶利钦的这种政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政权的软弱性：和平地“收购”对政权的支持，意味着对其他的政治上的竞争者和背叛者也没有有力的约束，不同的势力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收买支持者，没有出现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势力，而国家政权则沦为众多集团中较强大的一个。利益集团之间很少有一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地展开利益争夺，国家成了他们的人质。这就是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政治经济现实。

　　1996年的总统选举最为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现实。叶利钦在《午夜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紧张形势，正是由于在关键时刻七大寡头的联合支持，叶利钦才击败对手当选总统。

　　而他们的支持也为叶利钦政权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它建立在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上，而这一集团的财富积聚，是在法律不健全和无视法律的情况下取得的。在相当长时间中，叶利钦的权力基础都是狭窄的。

　　叶利钦当选后，吸收了几名寡头进入政府。但是，蜜月很快就结束了。政权与寡头随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1996～1999年间的重大政府更迭，包括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都与这些寡头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比如说，丘拜斯的被撤职就是寡头之间内斗的结果。基里延科政府试图完全摆脱寡头的支配，但是，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基里延科不得不违背诺言向寡头求助，在“沃伦会见”时，寡头向基里延科施压，提出要让丘拜斯复出，基里延科屈从了。再比如，当叶利钦试图解除中央银行行长杜比宁的职务时，是参加“沃伦会见”的大银行家阻止了他。在基里延科政府面临严重危机时，没有一个银行家提出保护政府，而是听任它倒台。

　　由此看来，说叶利钦政权是寡头政权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得出结论说，这种状况是政权本身希望的，那就错了。政权有自己的意志，而且处处在显示自己的意志。几届俄罗斯政府都试图摆脱大资本的影响，叶利钦本人也尽可能同那些寡头保持距离。1996年之后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很大程度上要由政权与寡头的斗争来解释。政权同寡头的斗争严重影响了政权的威信，造成政权的分裂，限制了政权的效能。

　　选择国家资本主义

　　普京采取打击寡头的政策，实际上是叶利钦时代这一斗争的继续。当然，在同他们斗争中，普京的位置要比叶利钦有利得多。在叶利钦时代，叶利钦及其同盟者的一项主要目标是防止苏联体制的复辟。而对普京来说，叶利钦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面对的是两种资本主义的问题：建立在法治和确保法律执行的强大的国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还是建立在权贵、官僚和犯罪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普京显然选择了前者。

　　普京针对寡头的政策在俄罗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焦点是，要不要重新调整私有化的结果？要不要剥夺剥夺者？要不要来一次革命？对于叶利钦时代积累起来的大资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于普京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普京一年来的行动看，在此问题上，他是十分谨慎的。他不打算全面调整私有化的结果，不打算再来一次革命，在这方面，普京与他的“教父”是一致的。如果说，叶利钦不主张革命是由转轨诉求的价值目标决定的，普京反对革命也基于同样的理由，另外还要加上一个理由，即人民的疲惫，“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无论在什么样的口号下(共产主义也好，民族爱国主义或激进自由主义也好)再发生一次突变，国家和人民都无法承受了。”他说，“只有幻想家或对国家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来一次革命”，“以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中一切好的东西为依据，只能采用渐进、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但是，作为“交换”，他要求既得利益者今后要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统治。他指出，有人趁着水浑，摸到了不少鱼，但是他们不能希望水一直这样浑下去，不能拒绝旨在把水净化的行动。他警告说，某些商界人士试图攫取国家职能和利用同当局的“特殊”关系谋求特权是不能容许的，应放弃这种想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资本和财产的数量与权力的大小不能成正比。

　　普京反对大规模调整私有化成果的一个经济理由，是稳定俄罗斯经济。由于俄罗斯政治局势的动荡，大量的俄罗斯资本流向国外，据最新的官方文件披露，每年外流的资本为150亿到200亿美元，相当于损失4500亿到6000亿卢布的最终需求，或者6%至8%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普京严格按照法律追究资本的来历，势必造成不稳定的形势，导致资本进一步外逃。

　　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

　　俄罗斯由叶利钦时代向普京时代的转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转轨社会和国家演变的逻辑。这个逻辑的核心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要求。转轨过程因此呈现为不同利益集团在争夺国家中的冲突。这是一个充满了危机的过程。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特有的转轨冲突将使国家陷于长期衰退的深渊。从学理层次看，这种冲突表现为“汉密尔顿主义”和“杰弗逊主义”的分歧，是少数富豪的资本主义和人民的资本主义的分歧。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和在当今的俄罗斯，这个问题都表现为政府从权贵的控制下独立、建立一个服务于多数人的国家。根据事物演变的逻辑，在汉密尔顿之后，总要出现一个杰弗逊。这个杰弗逊不是采取革命性的办法，而是通过法律行为扩大政权的基础，不是重新分配财产，而是节制大资本使已经积累起来的财产在法律的范围内运行。

　　俄罗斯的教训是，这个“杰弗逊时代”应当尽早到来。

　　叶利钦无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从他帮助组建“团结党”，确定该党走中间保守路线的纲领，到最后选择普京、提前辞职可以看出，他参与设计了提前结束权贵资本主义的叶利钦时代，尽快转向普京时代。

　　普京执政一年来的思路是清晰的，即，使国家从利益集团的挟持下摆脱出来，使国家成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提出的《201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草案)》中指出：“放宽限制和搞私有化可以为建立保障所有权的制度和为所有经济代理人创造平等竞争条件提供必要而充分的先决条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错觉。东欧、中国和独联体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才能推行新的有效的市场制度。国家要善于管理国有财产，能够承担义务，既要惩罚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市场代理人，又要严肃处理由于官僚作风严重而歪曲‘游戏’规则的国家官员。”这份纲要为国家规定的职能是：

　　1、要对制定总的游戏规则负责，成为规定并遵守游戏规则的保证人；

　　2、要在统一的规章制度范围内开展经济活动；

　　3、要提出社会目标并表达社会利益。

　　这份纲要把“为多数人谋福利”作为基本原则，认为“国家发展战略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进程”。要求中产阶级的人数至少应占人口的50%～55%。为实现这一目标，这份纲要规定了一系列指标。比如规定未来10年经济增长率年均增长5%或6%。

　　普京的新方针得到了普遍的支持，或许不是巧合。在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经济也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势头，经济增长率达到7.6%。确立法律专制的政策，创造了良好的稳定预期。

　　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不可能建立在只有少数权贵得益的社会政治基础上。法治和民主化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制度条件和动力。俄罗斯的普京时代尽管只有一年时间，似乎就已经验证了这个定律。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