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不在于提倡读史，而在于小品文的赏析。

　　●鲁迅不赞成小品文“以闲适为主”，这是他和林语堂主张的又一次分歧。在这里他和周作人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分歧。

　　近年以来，有些学人，对于晚明，似乎情有独钟。此中情结，我不甚解，也不求甚解，但由此却想到了前辈学人之情钟晚明者周氏弟兄。

　　这里先从鲁迅说起。

　　鲁迅之情钟晚明，始于读史。他是主张读史的，尤其是野史和杂史。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如看野史和杂记”。就“更容易了然”。“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周作人这时也是主张读史的。他说：“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预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谈虎集·代快邮》)

　　周作人这些看法，也和鲁迅相似。

　　鲁迅所谓“现今的状况”与明代“何其相似”者，不知何所确指，但我想张献忠和永乐皇帝的凶残故事大概可以为例。鲁迅从野史中不仅看到了张献忠的“剥皮”，也看到了永乐的“上谕”，从而发现皇帝之“凶残”，是不在“流贼”之下的。他说：“我常说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周作人也是看过《立斋闲录》的，他有一篇《永乐的圣旨》(《自己的园地》)，观感也和鲁迅大体一致。

　　鲁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不在于提倡读史，而在于小品文的赏析。这里要从周作人说起。

　　周作人谈论晚明小品，是比鲁迅要早的。他在《燕知草跋》一文里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永日集》)类似这样的看法，他在这之前写的《陶庵梦忆序》里和此后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也都讲过。既看到了晚明小品文“隐逅的色彩”，也指出了“根本却是反抗”的特色。对于周作人的这些看法，鲁迅没有说过什么。直到林语堂等人专门提倡小品文，创办期刊，鼓吹“幽默”，鲁迅才不得不说。他说：“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作文章。……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鲁迅在批评林语堂鼓吹“幽默”的同时，写了一篇《小品文的危机》，对于小品文作了全面的评析。他先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说起，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说到文学上的“小摆设”，他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直到乾隆年间”，在文字狱的压制之下，才“来了‘小摆设’。”鲁迅认为：“小摆设”是“不会有大发展”的。

　　小品文的发展，是到五四运动的时候，鲁迅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周作人讲“新文学的源流”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论述。问题在于：“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鲁迅说：“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鲁迅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好的，“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他最后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南腔北调集》)

　　在鲁迅指出“小品文的危机”的几个月之后，林语堂又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提倡“闲适”。鲁迅随即指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鲁迅不赞成小品文“以闲适为主”，这是他和林语堂主张的又一次分歧。在这里他和周作人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分歧。当林语堂鼓吹“幽默”时，周作人也曾说过“不是什么吉兆”的话，(见《知堂序跋·苦茶庵笑话选序》)但对于林语堂此刻提倡“闲适”，他似乎没有异议。而且此后他撰《苦茶随笔》的《后记》竟说“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知堂序跋》)也有“闲适”之意。

　　在这以后，周作人的“闲适”小品，写了很多，此中缘故，他也自有解说。1945年，他写了《两个鬼的文章》，自谓“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如果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和隐士。”当流氓鬼“出头”的时候，他曾写过革除“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的文章，而当绅士鬼“出头”的时候，他就写了“闲适的所谓小品，聊以消遣。”他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对于本国真的报谢，”“是最贵重的贡献。”“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偶尔涉笔而已。”(《知堂序跋》周作人自作的“晚年定论”如此，但他的文章留给读者的印象主要还是“闲适”。这是因为，三十年代后期，他已逐步走向绅士和隐士，为文“闲适”，乃自然趋势。再过几年之后，北平沦陷而不走，也许是想“闲适”下去的，但曾几何时，“老而为吏”，他也未能“闲适”到底。

　　说到这里，还要回到晚明时期。

　　在晚明小品作者中，也有叛徒和隐士，有人且是一身而二任的。叛徒的魁首是李贽，李贽是周作人最佩服的古今三个人物之一。(见《知堂序跋·药味集序》)周作人心中的那个“流氓鬼”，可能就是李贽作祟。

　　李贽是叛徒，而在李贽影响下的小品文家有的就是隐士。隐士本来是不该有著作的，(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但晚明以隐为名的小品文家如陈继儒者，著作是很多的。这时的隐士不仅有著作，还有主张“以文自娱”者。(见陈继儒：《文娱序》)这是晚明隐士的特色，也是小品文家的特色。

　　“以文自娱”，应该也是一种“闲适”。但这“闲适”是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不是任何时候都能随心所欲的。在晚明的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之后第三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在明初极端专制之后，思想解放的幅度是颇大的。有人狂放不羁，有人就追求“闲适”。不仅文人学士如此，连那当朝天子也似做腻了皇帝，不再“日理万机”，而是“万事不理”，好像也要“闲适”。当此之际，产生了许多“闲适”的小品，自不足奇。

　　这样的小品，用美学家的言语来说，是可以给人以“美学享受”的，但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郑文化为《媚幽阁文娱》作序云：“览是集者，宜通人达士，逸客名流，犹必山寮水榭之间，良辰奇杯之际，香品泉，卧花谓月，则忧可释，倦可起，烦闷可涤可排；”但不可“置之寒膻措大间。”这就是说，享受者只能是雅士高人，“寒膻措大”，没有这个福分。

　　其实，即使是雅士高人，也不是永远有这福分的。别人且不论，就拿号称集公安、竞陵之大成的小品文家张岱来说，当他“年至五十，国破家亡，辟迹山居”之时，所存者不过“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此时此地，那里还能“以文自娱”？他写于此际的《变寻》和《梦忆》，后人也许可以视为“文娱”，但在张岱自己，则不胜其兴亡之感、身世之悲。当然，晚明时期，宣称“文娱”者如郑超宗等，也许别有用意，牢骚而已，未可当真的。

　　但张岱这时虽不曾“以文自娱”，却曾专心写史，这是极可注意的事。晚明的一些野史著作，有的就出自小品文的作者。从李贽到张岱，作者甚众，著作甚多。谢国桢撰《晚明史籍考》，说“有明一代，史学最盛”，“沿及明末，著述尤繁。”又引全祖望的话，称“明季野史，不下千家。”数量之大，似不在小品之下。但晚明野史，亦如晚明小品，虽大行于明之衰世，却不容于清之盛世。清代雍、乾之时，野史和小品都是遭到禁毁的。这时不但坐稳了皇帝的满清主人对于晚明文史横加诃斥，连那坐稳了奴隶的乾、嘉学者，对于明人学问，也甚鄙视。因此，晚明野史和小品文字在大清盛世的二百年间，几乎是不见天日的。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第四个思想解放时期。这时的一些学人，不但重温了晚明野史，而且看上了晚明小品，这是文禁松弛以后的新的风气，不仅是个人的好恶问题。周作人之情钟晚明小品，讲究“闲适”，虽不免片面，也未免胡涂，但和清人相比，这胡涂也是难得的。

　　当然，最难得的还是鲁迅的远见卓识。他不但指出了小品文的“危机”和“生机”，对晚明小品作了全面的分析，而且高度评价了晚明的野史和杂史，他说：“晚明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花边文学·读书忌》)鲁迅这几句话，说得也实在好。话虽不多，而晚明文史之全，于此可以概见了。(郭预衡)

　　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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