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徐州，人们自然会想起50多年前，那炮火连天的淮海战役。在通往战场的公路上，解放大军铁流滚滚，支前大军浩浩荡荡。军民用血与火凝铸的情谊雕进了历史潮流册页。巍巍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昭示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真理。

　　笔者曾两赴彭城，深切感受到如今在这片广袤而神奇的淮海大地上，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感到军民一家的融洽气氛。恰如三月的春风，吹撩得人心如沸，兴奋昂扬。徐州是一片有着革命传统的沃土。然而，2000年4月，一起意外的事件惊动了当地警方，围绕徐州遣送站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内幕便陆续暴露于人们面前……

　　一

　　2000年4月24日下午，一位风尘仆仆、满脸倦容的中年人走进了徐州市公安局。他是江苏镇江人，叫王贻文。一个月前，他24岁的儿子王旭东失踪，前些天忽然打电话到家里，说是在徐州被人关起来了，让他带3000块钱来赎人，不然就没命了。关押者也五次三番打电话催促。家里没有钱，儿子还患有精神分裂症，万般无奈，便向镇江警方举报。徐州警方获悉后，立即请他前来协助解救他的儿子。

　　民警们问清绑架者的电话号码，让王贻文马上跟对方联系见面。次日清晨，王贻文如约来到群英村一商店门口，跟他接头的是一名黑乎乎的中年男子，叫李培堂，外号“黑子”，对过就是他的家院。布控的民警待时机成熟，一拥而进将其和3名同伙抓捕，被非法拘禁在李培堂家中达15天之久的王旭东获救。王贻文望着遍体鳞伤、目光呆滞的儿子，禁不住泪水涟涟。

　　李培堂交待，2000年4月10日，他在徐州遣送站门前，看见王旭东站着发愣，就对管理人员说：“这人精神不正常，交给我吧！”于是就把他带回家看管起来。其间王旭东曾两度逃跑，都被抓了回来，肉体的虐待和威吓使他的精神分裂症犯得更加厉害。

　　当地一个普通农民居然轻易就将待遣人员带回家中，非法关押并进而敲诈勒索。这是偶然发生的个别现象，还是由来已久的肮脏勾当？此案立即引起徐州市政法委的高度重视，他们责成公安、检察机关联合组成专案组，展开深入的调查。

　　二

　　在徐州市的西郊、古战场九里山前的群英村，有一个专门负责收容、转送流浪乞讨人员的机构，它就是徐州市民政局下属的遣送站。地处郊区，位置偏僻，使它跟喧嚣的城市隔离开来，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很少会被外界知晓。

　　李培堂居住的群英村二组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自然村。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徐州遣送站从城里迁到这里以后，这个以农为业的村落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徐州遣送站是全国14大遣送中转站之一，主要负责接收北京、上海两市转交的外流人员，然后将他们送返原籍。在人们的印象里，“外流人员”自然是那些沦落到社会底层的乞丐和流浪汉。其实，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成分已变得十分复杂。改革开放带来全国人口大流动，大批农民离井背乡出外闯荡，由于“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或丢失，常常被纳入遣送之列。京沪两大城市清理出的外流人员源源不断送来，徐州遣送站的20多间男女号房经常满腾腾的。看着这些来来往往的外流人员，村里一些“精明人”打起了主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靠着遣送站就吃遣送站吧。于是，他们与遣送站的个别管理人员相互勾结，千方百计将待遣人员“保”出来，关在家里，然后再强迫他们跟其亲属联系，借此勒索钱财。当地人管这个叫“保人生意”，这些人的家便成了“地下遣送站”。为了跟受害人的亲属联系方便，这些地下遣送站都安装了电话。靠着这一新行当，他们盖起了楼房，买了汽车，添置了高档物品，成了令人眼红的暴发户。

　　三

　　李培堂今年41岁，长得又黑又壮。他的家离遣送站仅200多米，家里有大院子，二层小楼，住房宽敞，住个二、三十人没问题。案发后，警方通过电讯部门提取了他的家庭电话的通讯记录，发现从1999年10月到2000年4月，与其素不相识的长途电话的受话点达1000多个，遍及四川、湖北、安徽、福建等省、市、自治区，涉及半个中国。经他的手“保”出去的人，目前已查实的计有8起40余人。

　　李培堂等人的“地下遣送站”是以家庭为单位运作的。男的从遣送站将人弄回家，女的帮着看管、做饭、“接待”。对不听话的，男的出手打，女的跟着骂，威逼吓唬，死活要把钱弄到手。一般，一个人的赎金为800元，多的达数千元。李培堂脑子灵，跟遣送站的管理人员混得熟，生意越做越火。人手不够，又物色了3名助手：汤诗豪，27岁，河南信阳人，中专文化；刘亚顺，24岁，辽宁盖州人，初中文化；孙楠楠，21岁，吉林长春人，高中文化。此3人原来都是外流人员，曾是徐州遣送站的“住客”。看到李老板的钱来得快，就入了伙，也干起了“保人生意”。

　　以下是受害人岳玉才对警方的陈述：1999年12月，我在上海港务局打工，因证件丢失，被遣送徐州。第3天晚上8点多，有人从外面用钥匙打开房门，喊：“谁愿意自保？吃住都有，可以打电话，跟家里联系！”有10几个人被带出房间。他们分两次把我们带到值班室旁边的平顶房下，房顶有人放下绳子。我们一个个爬上去，出了遣送站，被赶上汽车带到一个人家里，然后把我们分了。我和3个老乡被带上三轮车，一直往南开，到另外一个人家里，男女主人让我们一人交800元钱，没钱的赶快给家里打电话，就说：“我被关起来了，快拿钱来赎我，晚了就没命了……”李培堂等人干这类生意，自然要得到遣送站有关人员的配合。他们一般的做法是，先请遣送站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一块喝酒，另外送点钱财“意思意思”，值班人员就将号房的钥匙交给他们，随便他们开门带人。有时，李培堂他们会搞得更聪明一些，头天晚上先混到号房里调查一番，锁定目标，摸清待遣人员的自然情况。第二天再到遣送站业务科，以亲属的身份给“保”出去。按照规定，亲属保人出去要交一定的费用，成本稍高一些，但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有时，干脆趁夜晚翻墙入室，暴力劫持，那就一点本钱都不必花了。

　　线索越查越多，案情不断扩大。由于被遣送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流动性大，而且家乡多半在偏远山区，给调查取证带来极大困难。但是，参与办案的公安和检察干警，不畏艰险、不怕吃苦，多次深入不毛之地，跋山涉水，行程数万公里，向受害群众及其亲属取证，使这起罕见大案有了确凿的证据。经查，群英村二组80%的家庭曾从事“保人生意”，目前已被起诉和判刑的即有16人，另有多人在逃，其中属于夫妻共同犯罪的就有7对。

　　四

　　正当徐州警方的侦察工作取得进展的时候，又从北京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京城首例强迫未成年人卖淫大案中的不少卖淫女，是从徐州遣送站买去的！

　　这起案件的发端，跟李培堂一案有类似之处。湖北女青年胡某1999年到徐州打工，不久便音信全无。她的丈夫王钢在家乡焦虑不安。2000年春节，一位与胡某同去打工的妇女回村后告诉王钢，胡某与她外出打工，被人弄到北京后落入虎口被逼卖身。她侥幸逃脱，而胡某还在北京。王钢听后立即踏上寻妻之路，好不容易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金宝酒家找到了妻子。然而老板苗长顺不准带人，说：“你媳妇是我花几千块钱从徐州保出来的，钱还没给我挣回来呢！”寻妻的艰辛和从未有过的屈辱让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忍无可忍，他向警方报了案。经查，在北京金宝酒家被逼卖淫的“小姐”中，有七、八人是从徐州遣送站“保出去”的。可悲的是，其中18岁的女青年严文明等二人被逼卖淫后，又在苗的逼迫下强迫她人卖淫。2000年12月，此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组织卖淫罪判处苗长顺死刑，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严文明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乌云遮不住太阳，社会主义的天空是晴朗的，毕竟，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

　　此案再次惊动了徐州市政法委。徐州遣送站自然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北京方面提供的线索，很快查出向金宝酒家卖人的是徐州遣送站的女管理人员李静和周红卫。原来，1999年秋，北京金保酒家的女服务员闫芳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遣送徐州。管理员李静和周红卫通过这名嘴巴甜甜的四川妹子，结识了金保酒家的老板苗长顺，一笔笔肮脏的交易就开始了。

　　1999年11月24日晚，苗长顺如约来到徐州遣送站，正在值班的李静、周红卫将其带到女号房，介绍道：“这是北京的饭店老板，缺服务员，愿意去的跟他说。”苗说：“在北京打工是干服务员，不陪客。”然后拿出李、周二人准备好的纸和笔，记下愿意去的5名女青年的姓名、号码等情况。之后，李、周将5人带到值班室，警告她们：“这些事不准往外讲，否则饶不了你！”次日，苗长顺便以北京某缝纫机厂厂长的身份来到遣送站，假称5名女青年原在其厂打工，顺利地将5人带走。李、周因此得到好处费400元。一个多月里，2人共向这名色狼恶魔提供8名女青年。

　　五

　　在徐州遣送站，比李静、周红卫更黑更贪的管理人员大有人在。2000年春节前，遣送站派管理人员刘玉林、王长河等去北京接外流人员。在北京火车站接收212人，分乘两节车厢。刘等4人负责的一节车厢，有90多名外流人员。刘说：“马上要过春节了，咱弄点钱好过节吧。”出了北京就开始私下放人，给钱就放。到了济南站，车厢里只剩下10几个人。刘等的钱包鼓鼓囊囊，不光有大钞，还有一枚枚的硬币，总计三、四千元。外流人员的口袋被他们彻底掏光了。

　　管理人员辛正元发财的招更绝。他在待遣人员中“培养”打手。每当新的待遣人员进站，他就指示打手搜身。现金、贵重的物品统统交给他，不值钱的小东西就归打手们分享。

　　截止笔者发稿时，徐州遣送站的管理人员中被立案审查的计有8人，被逮捕的3人。他们置国家关于收容遣送工作的规定和刑法于不顾，将政府和人民托付给他们的神圣使命恣意践踏。面对眼前陷入贫困无助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却把职务变成了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正如他们自己说的：“良心都叫狗吃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严惩。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面对徐州遣送站长期的混乱局面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状况，有关领导者的良心和责任感又在哪里呢？(周军 潘莹斌)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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