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岚

　　六十年代初，陶文钊以优异的成绩考到杭州大学外语系攻读俄语；七十年代初，他跟着电台的广播讲座学了三年英语，也只是希望对于自己从事的俄语翻译工作能够有所帮助；八十年代初，因为一个公派到美国进修的机会，他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从此把中美关系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

　　陶文钊说：“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持谨慎乐观态度，尽管它的发展过程一直充满了曲折。中美两国之间的联系现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两国之间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不好，对谁都没有好处。试想一下，一个好的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大局有利还是一个坏的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大局有利，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五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陶文钊见了面。他中等身材，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举手投足间流露着浓浓的学者气质。

　　 关注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

　　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份时，陶文钊喜欢称自己是“历史学家”。他说，他真正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是从历史研究起步的。也许，正是有了这种历史研究的深厚基础，使得他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更多了一种厚度。

　　这从他的学术成果中可以反映出来。专著《中美关系史(一九一一-一九五0)》(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专著奖)、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一九四九-一九七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与他人合编的《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美国与中国现代化》等等，莫不体现出这一点。现在，他正在撰写《中美关系史(一九七二-二000)》，已经完成了一半。

　　研究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陶文钊得出结论：第一，二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一直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在每一次波折之后，中美关系不但没有破裂，而且在恢复以后继续改善，就是因为中美两国间既有一系列大的原则性分歧，又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第二，这二十多年中，中美关系发展持续时间最长的是里根时期，即一九八二年《八·一七公报》签订以后到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前这六年半。这里有许多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八·一七公报》签订以后，中美两国暂时搁置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的交流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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