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个非同寻常的死之后，徐志摩一直是文化界的热点，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不说别的了，光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就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不少了吧，这只是中国的，外国的据说还有赛珍珠、史沫特莱。

　　几个女人中，张幼仪的名分最尊贵，元配夫妻。感情最平淡，七年后离异。两人的感情，除了半篇《离婚通告》(另半篇未查出)，和徐志摩那封大话连篇的信之外，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甚至徐志摩死后50多年，张幼仪从不吐一点口风。

　　这正是张幼仪的贤惠，论者又会这么说。太离谱了，怎么就不想想，让她说什么好呢。

　　几十年过去了，这苦命人终于在去世前说了实话。她活了88岁，1988年在纽约去世。她的侄孙女张邦梅小姐，1996年9月，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张邦梅是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的孙女。从1983年到1988年张幼仪去世前，她和姑婆谈了5年，先写成毕业论文，再充实成传记著作。“姑婆看过我的论文”，内容的真实性是可以信赖的。

　　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20年冬，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过去都认为是徐志摩思念妻子，写了那封乞求父亲的信，现在知道了，这封信多半也是应张君劢之请而写的。分居数年，当时的情势，没有理由不让张幼仪出国。不是徐志摩要她去的，而是婆家送她去的。而公婆所以送她去的理由，也只是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再没有比张幼仪本人的这个解释更为合理了。

　　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进马赛港的船码头。“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惟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在由巴黎飞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晕机呕吐，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在伦敦、沙士顿，以及后来在柏林那一段生活，过去总说徐志摩如何的仁义、如何的善良，现在也知道了，徐志摩对待张幼仪是很不友好的，直可说是惨无人道的。

　　两人在沙士顿住下，不久张幼仪怀孕，此时徐志摩正在疯追林徽因，无暇顾及，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

　　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

　　徐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过后不久，徐志摩带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来家中吃饭，书中叫她明小姐。张幼仪发现，这位穿着毛料海军裙装的小姐，竟是裹过脚的。送走客人，徐问张，对这位明小姐有什么看法，张说：“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与西装不搭调。”走来走去的徐志摩，把脚跟一转，好像张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书名即由此而来。张幼仪是天足，徐志摩后来也很少穿西服，这只是一种象征，象征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

　　徐要马上离婚，见张不答应，竟一走了之，将张一人撇在沙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明知张的去向，却不予理睬。只在要办理离婚手续时，才找到柏林。

　　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起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徐志摩对张幼仪是这样的，张幼仪对徐志摩的感情又如何？这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还是听听张幼仪的自述吧——

　　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子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作者：韩石山/转自《生活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