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淮

　　 中国即将加入WTO，这使中国经济步入与世界深度接轨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市场制度的普遍性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行为模式。内地学者指出，这将对受传统文化和作风习惯浸润已久的政府行政体制带来冲击。

　　WTO作为一个规范的国际贸易组织，其一系列规则协定对成员方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对成员方的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复旦大学的王世雄教授指出，这客观上要求中国转变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规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以顺应“入世”后的环境置换。

　　上海行政学院曾峻教授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及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中国二十年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令行政体制改革虽然得到了来自外部力量的促进和推动，但改革的动力，主要还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变迁来推动着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走。那么，在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的行政改革将同时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将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环节给中国的行政管理带来更全面、更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更强烈；另一方面，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也需要自觉地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来改革政府行为。这是新世纪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双重动力。

　　王世雄教授指出，“入世”以后，中国政府面临的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强调流动自由、交易规则、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开放的世界市场，政府政策的试错成本越来越高(包括受WTO规则的制裁和资产外流等)，这对中国政府行政体制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在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的一些政策活动是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例如，在企业扶助政策上，以各种优惠政策和税收减免为形式的变相补贴大量存在。在地方性产品指导政策上，有的不顾市场需求，造成各地产品结构雷同，不仅加剧了内地市场的削价竞争，而且因大量外销出现个别倾销现象，引发国外的反倾销报复。“入世”之后，上述这些问题将逐渐失去存续的体制条件。WTO协议的要求和市争竞争的压力，将促使中国政府进一步优化政策行为。

　　有关学者认为，首先政府要强化政策的科学性。这要求政府的决策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符合WTO的基本规则和管理对象的具体特点。政府不仅要视市场和企业为重要的管理对象，而且要以市场信息和企业需求作为决策的重要基础。

　　其次要增强政府政策的法治性，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法治经济，它要求政府政策必需为法所支配，以此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在法律、法规的制订上，要使其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同时，要废除一些过时的以及与WTO规定不一致的行业性、地方性和内部的规定或政策，使全国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要依照国内法行政，也要依照国际法办事。同时要建立中国的各种监督机制，使公共权力的主体都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和程序来行使公共权力，订立各种制度框架以减少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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