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岚

　　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李义虎就台湾问题发表看法，当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见到他时，便几乎没有了那种陌生感。和他交谈，深感他沉稳而不乏轻松，理性而不乏幽默，严谨而不乏坦诚。他给人的，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学者形象。

　　多年来，李义虎在台湾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两个研究领域取得很大成就，科研成果突出。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研究方面，被国内台湾研究领域公认为少数几位取得较大学术成就的年轻学者，在该领域具有权威的学术地位。港台媒体更把他与另外两名学者一起称为大陆对台研究的“三剑客”。

　　面对这一切，李义虎表现得很淡泊。他说：“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不能忽视。而祖国统一大业也很重要。作为一个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我当然要倾情投入，做一些我应该做也能做的事情。”　　

　　 　　从小喜欢国际知识想当外交官

　　要说成就感，大概可以追溯到小学时代。那时侯，连老师都要向李义虎请教有关国际方面的一些知识。

　　没有什么外在的影响，李义虎好象天生就喜欢研究国际问题。还是在小学一、二年级，亲戚朋友到家里来，总要考一考他这方面的知识。这难不倒他。很多国家的国名全称、首都、总统、总理甚至外交部长，他都背得滚瓜烂熟，脱口而出。

　　七十年代不象现在这样资讯发达，那么李义虎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这些呢？看报纸。象《北京日报》，他只看时事和国际消息。父亲偶尔从单位里带回来几张当时还是内部出版的《参考消息》，更让他如获至宝。

　　李义虎至今还保留着那时侯买的《国际知识》，厚厚的一摞。那是他把家里给的糖果钱省下来买的。现在已经发黄的纸张，曾给了他多少的知识和快乐，全在上面记着。五年级的时候，《北京少年》杂志的一名记者专门访问了他，把他树为一个爱学习的榜样。随着一篇题为《学习时事，放眼世界》的文章的发表，李义虎一时成为学校和住家周围的“名人”。

　　那个年代，中国的外交也取得很大成就，比如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等等，都在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上有所反映。喜欢看电影的李义虎，更热衷于正片放映之前插播的那几分钟《新闻简报》，因为那里面很多是外交方面的内容。外交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年幼的李义虎就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

　　于是，他给自己立下了理想：做一名外交官。因为外交官不但风光，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要当外交官，当然要懂外语。那时学校里不开外语课，他就跟着收音机自学。英语的基础，就是那样打下的。后来他还一度学过日语、西班牙语。

　　一九七九年，李义虎参加高考，成绩位居北京前三十名内。以这样的高分，读北大、挑选专业，都不成问题。其实当时的国际政治专业在北大并不突出，老师也建议他选别的专业，但是李义虎谢绝了，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国际政治专业。

　　　　 实际工作中开始转向学术研究

　　别看李义虎在中学里不但学习成绩突出，而且还是班上的干部，但跨进大学校门，他却只想好好读书，不再参与学生事务活动。所以，在填写档案时，他把曾经担任过班长、团支部书记的历史统统忽略不计。

　　高考结束后，李义虎一度以为这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考试。进入北大后，他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考试在等着他，而且，就文科的课程来说，不少内容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他不习惯这种考试方法，对考试成绩也不太在意。他有自己的想法，除了应付课堂学习外，他把重点放在了阅读大量的课外书上。事实证明，这对他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是极其重要的。

　　大学四年级面临毕业分配时，李义虎对将来职业的选择产生了动摇。他感到，从事理论研究，可能比做实际工作的贡献更大。因为许多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历史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创造历史。这个想法在他读研究生时更加坚定。他想起曾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很有特色，不是纯理论、纯学术刊物，其中还有一些政策研究内容，于是，他便报考了这个研究所。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了一年。

　　人往往是这样，失去了某种东西，才知道它的可贵。远离了学校，李义虎才感到学校的好处，因为学校可以赋予人最大的自由度。他相信，按照科研工作的规律，最好是由自己支配时间。他决定调回北大。

　　这时的李义虎，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及撰写专著。他撰写的《均势演变与核时代》、《世界的裂变与弥合》、《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台湾十大政治事件研究》等著作，引起同行关注，他也因此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李义虎现在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和台港澳与世界事务研究所所长，北京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长。他说：“教书和学术研究，将是我终生的职业。”

　　　 　多次为对台部门提供政策咨询

　　一九九二年，李义虎把研究重点转向台湾问题。他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他曾看过其他台湾问题专家的文章，发现他们拥有很多资料，透露了不少信息，但是欠缺的是理论厚度，而研究的角度也多是“孤岛思维”，也就是就台湾问题看台湾问题。其实，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很多，比如国际因素。而他的优势在于，可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为台湾问题研究开辟新的视野，给台湾问题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李义虎的想法与学校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他在北大开辟了一个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很快，他开设的台湾概论、台湾政治经济专题等成为学生选修的热门课程。

　　近几年，李义虎曾四次访台，接触了许多政界、学术界人士，和他们开诚布公地交流统一的话题，甚至和一些台湾高层人士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个人关系。据说，直到现在，每逢新年和李义虎的生日，曾任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焦仁和都要给他寄贺卡。

　　由于他在台湾问题研究领域独特而权威的地位，自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机爆发以来，李义虎多次参与国家对台斗争决策的咨询工作，为国家有关部门对台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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