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中国为“唐山”，这跟中国在唐代的辉煌有着莫大的关系。强大的大唐帝国曾经声震海内外，尤其在南洋一带。

　　“‘唐山’就是我们的祖国。”这句话在战时新加坡的华校里是一个很动情的字眼，从海南运去新加坡的货物也冠以“唐山”二字，如“唐山萝卜”、“唐山葱蒜”、“唐山水芹”、“唐山酸菜”，就是人们牵挂的文昌鸡也叫做“唐山文昌鸡”，嘉积鸭、和乐蟹、东山羊也爱加上“唐山”二字，这样一来，吃到家乡的物产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故乡。而抗战胜利后的新加坡突然掀起了一股回乡热潮，华侨子弟回海南读书成为一种时尚，到处流溢着一种思乡情绪。

　　1940年代之前，南洋海南华侨总是把故乡称为“唐山”。孩子们惦念的是要“回唐山去”，如“回唐山祭祖”、“回唐山造屋”、“回唐山送灯”、“回唐山亲家(结婚之意)”，“回唐山读书”等等，都是新加坡琼侨的日常交流用语。如今在一些老华侨的言语中，还时常听到“唐山”当年的故事。为什么叫中国为“唐山”，这跟中国在唐代的辉煌有着莫大的关系。强大的大唐帝国曾经声震海内外，尤其在南洋一带。

　　回唐山读书琼侨子弟成时尚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远赴新加坡，走访了当地的海外乡亲。以写作《根的系列》知名琼侨世界的新加坡资深老报人王振春先生带着我，走进一条条老街，讲述前辈人闯南洋的故事。

　　1942年出生在新加坡的王振春，祖籍海南文昌。他说，想当年海南华侨子弟中“回唐山读书”曾经是一种时代潮流，这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雄踞亚洲四小龙之首的新加坡，今天是很多华人青年向往的求学之地，据统计，通过各种渠道来新加坡读书的中国内地青少年就有50多万，海南来的青年学子也日益增多，来陪孩子读书的中国母亲更成为新加坡社会特殊的一群，可见新加坡教育发展对华人的巨大吸引力。

　　而抗战胜利后的新加坡突然掀起了一股回乡热潮，华侨子弟回乡读书成为一种时尚，到处流溢着一种思乡情绪。这也是内地文化对琼侨一代深情呼唤的结果。

　　琼侨回乡潮抗战后的集体回归

　　王振春说，和海南先辈当年出洋不同的情况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琼侨是经过浩劫后对故土的一种集体回归。八年抗战，八年离乱，人们对故乡、对亲人积累了太多的思念。在别的族群看来，琼侨是特别眷恋故乡的一群。他们在这次回乡的热潮中，人数比其他地方的人多得多，定期发往海口、清澜、铺前等地的邮轮，在新加坡港日夜忙碌着。那时候在南洋一带唱得人心酸落泪的歌曲《梅娘曲》，更让海外游子思乡心切：“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在遥远的南洋，我在祖宗流血的故乡……”没有比“祖宗”、“故乡”这样的词儿更加让人愁肠欲断的了。因此，回乡看看，一定要回去看看，成了那个时期的琼侨最迫切的希望。

　　从1945年底开始，在华侨中产生的炽热的回乡潮，成为研究华侨问题的专家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有经济实力可以先行一步的，便有众多的乡亲前来托信带物、捎钱带讯，一时使得打造大木箱的生意忽然火起来。一个大木箱里可以放皮箱、缝纫机、饼干、罐头、牛油、阿华田、牛奶、咖啡，可可也是少不了的。

　　这些物品从南洋随着客货轮源源不断地流入海南，海南的饮食习惯深受南洋华侨的影响，在抗战后的几年尤其明显。

　　大木箱也许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集装箱。由于体积大，份量重，只有客货轮才能运载。当时有几艘船不停地往返。其中有一艘名叫“万富士”。它们从新加坡起程，第一站是海口，然后是广州、汕头、厦门，最后返回新加坡。一个往返需要一个多月。此时的华侨归乡心切，一批又一批，把酒话别，拱手相送，宗祠公会、同乡会等社团，顿时乡音盈耳，热闹非凡。

　　当年在新加坡，甚至是水缸也是来自“唐山”的好。因为南洋的盛水器皿都是些锌铁制品，锌铁容易长锈，水容易生腥味，因而琼侨更喜欢不远千里从家乡带来的水缸。因此，琼侨中用水缸的人家比较多。在新加坡，琼侨聚在一起，免不了长嘘短叹一番。

　　王振春多年研究的资料表明，日军侵琼后，家乡海南生产凋零，民不聊生。正是因为这些，人们才背井离乡到南洋来改变命运，同时，也积攒着钱财等着有日回“唐山”造屋、娶妻，把孩子带回唐山接受华语教育，目的是让后代不要变成“番客”，乃至连家乡话都不会讲了。

　　邢氏兄弟的典型归乡记忆

　　1945年底开始的回乡潮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有些琼侨没有想到这一登船离港，就永远也回不了新加坡了。当初他们没有料到随后几年时局的变化，那些回乡求学的学子更无从预知未来了。在记者对新加坡琼侨的采访过程中，文昌邢氏家族的经历具有代表性。

　　邢氏兄弟邢浪平、邢远等，年少的时候经历了抗战胜利前后的苦况，他们的回忆具有一代普通琼侨的典型性。1947年7月，邢氏兄弟和另三位老乡登上回琼的货船。“这艘船是货船，船头、船中、船尾都有好大的舱盖口，这舱盖口吞进去的不是货物，而是急于回唐山的人。我们的票位是船头统舱，从铁梯子上下的，船员在铁甲板上丢下两张草席，这便是我们5个人的铺位了，除了两张草席和一个盛饭用的小木桶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船上装备了。而统舱内的空气污浊闷热，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熬过一周，还要经受风浪的颠簸，有人翻肠倒胃地呕吐。这该是最恶劣的生存空间了。”邢浪平回忆。

　　十几岁的少年离开在新加坡的父母回乡，为的是在家乡读书。那时，回中国受教育是一种大趋势，有些琼侨甚至在当地报纸登广告，公开告知自己的孩子回国读书了，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乡友的祝贺，“鹏程万里”、“光宗耀祖”之类的祝贺语充斥着版面。抗战胜利后的海南也恢复了一些学校，私立海南大学附中、琼海中学、华侨中学等接收了不少侨生，私立海南大学附中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南洋。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琼侨学生也面临很多困境。文昌籍著名学者陈序经经过多年的考察所写的研究论文中谈到：“大致地说，华侨子弟所受的教育，可分为三种，一为外人在南洋所开设的学校中读书，二为国人为一些华侨子弟而设立的学校或其他的学校，三为在南洋华侨为自己设立的学校里求学……华侨在南洋各地，虽有许多娶当地妇女，然而他们对于土人的文化多持着鄙视的态度。故其子弟，不受教育则已，要受教育，他们很少愿意送入土人所设的学校。然而，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近二三十年来，因为在南洋各处华侨学校林立，学生读完侨校小学或中学，回国入国内著名学校的很多，就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来说，有一个时期，有了百多华侨学生，这些学生，成绩好的是不少，然因为南洋各处的侨校办理较差，故侨生回国以后，入了较好的学校，也有不少因程度的关系，而不能完成其学业。” (《陈序经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两地文化交互渗透

　　王振春先生对海南人闯南洋的历史熟稔于胸。他说，经过一代人的积累，南洋华侨富有的是不少，然而，能够将孩子送回国读书的还是不多。然而，南洋沦陷之后，华侨的原有教育，被摧残殆尽，再加以奴化的压迫，战后要恢复南洋华侨教育，谈何容易!那些久居海外的琼侨，为了热爱祖国这一情结，好多人愿意送孩子回国读书。

　　当年的海南华侨中学、私立海南大学初中部等，都聚合了大部分的归国侨生。他们带回来的南洋乐器和体育项目，以及南洋的生活习惯，在战后的海南曾掀起过一股不小的南洋风。南洋著名歌曲如《星星索》《哎哟妈妈》《再见吧，南洋》等在当时的中学校园里就很流行了。而从西洋传入新加坡的歌曲，比如《友谊地久天长》《骊歌》《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等等，也被当地华侨子弟带回家乡。

　　进入20世纪以后，新加坡华人华侨大量接受了来自中国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影响，包括海南在内的南洋文化圈与新加坡的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被动和单向的，而是相互渗透和作用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始终在一种亦中亦西、相互融合与影响中发展变化着。(蔡 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