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变”，8月13日又大举进犯上海，对中国领土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在此民族危亡关头，中国人民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抗战全面爆发后，素有爱国反帝光荣传统的海外华侨更加同仇敌忾，热情空前高涨，无论在东南亚，还是在欧美，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出现了新的高潮。各种华侨抗日救亡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宣传声势浩大，“抗日救国人人有责”、“驱逐日寇复兴民族”等口号深入侨心，大量捐款捐物送往祖国抗日前线，大批热血华侨青年毅然返国请缨……海外华侨焕发的极大的民族热忱，广大华侨表现的热烈的爱国行动，成为国内抗日军民宏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被誉为“中国对日抗战的四大支柱之一”。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办报出刊 宣传鼓动

　　抗战爆发后，旅居东南亚各地的梅州籍华侨与其他华侨一道，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社团，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爱国宣传，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号召侨胞从各方面支持祖国的抗战。

　　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东南亚各属各埠的客家筹赈会和嘉应筹赈会都加入了这个由侨领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广大华侨都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一致，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侨居地办报办刊，大造抗日救亡的舆论。印尼首都巴达维亚的《天声日报》，社长吴慎机(蕉岭县籍)，总编辑丘正欧(梅县籍)等，都以报纸为喉舌，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在巴达维亚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来亚梅县籍华侨梁燊南筹资创办并兼任总编辑的《马华日报》，在1938年《本报与国难》的元旦言论中指出“海外侨胞，愤倭寇之残暴猖獗，尤力主与一决雌雄，函电交驰，踊跃输将，誓为后盾。”号召海外侨胞“凡直接间接，可以断敌人之资源，削弱其国力者，应于无碍当地法律范围之内，尽量运用”，“只愿吾侨毁家纾难者，接踵而起，使战时国家之经济巩固，然后可以应付裕如，此种责任，为远处海外之侨胞所不能诿卸者。”并向读者阐明该报在抗战期间，“思以笔作枪，追随各地同业之后，增厚吾侨言论之力量也”。由梅县籍华侨谢英伯任主笔的加拿大

　　《新民国报》，梅县籍华侨熊幼霖创办的泰国《华侨日报》，梅县籍华侨谢佐舜任总编辑的巴达维亚《新报》等，在八年抗战期间，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揭露日寇在我国的血腥暴行，号召鼓动华侨以各种形式支持祖国的抗战，报道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

　　东南亚各地的一些梅州籍华侨社团还组织文艺团体，进行创作和话剧、歌舞的演出，宣传和推动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二十年代中期侨居马来亚的梅县籍华侨郑天保，“八·一三”事变后又从国内返回马来亚的加影华侨中学任教，与梅县籍华侨胡一声组织了加影流动歌舞剧团。他创作了《中华魂》、《合淝之夜》等戏剧，排演了《南岛风光》、《忍受》、《太平年》等，到马来亚各大、小城市巡回演出，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

　　八十年代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广东省经济研究所所长之职的孙儒，抗战侨居马来亚时，创作了大量抗日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组织剧团到广大华侨中演出，宣传祖国抗日救亡事业，以至1940年9月被殖民统治者当局逮捕押解出境回国。

　　一些梅州籍华侨团体还进行街头宣传活动，募捐款物支持抗战。据丰顺县马来亚归侨彭爱群回忆，他十二岁在马来亚读书时参加了卖花募捐，当时唱的卖花歌歌词是：

　　先生买一朵花呀， 先生买一朵花；

　　这是自由的花呀，这是解放的花； 买了花救你的家 。

　　先生买一朵花呀 ， 先生买一朵花；

　　不是要你爱花呀 ， 不是要你赏花；

　　买了花救了国家 。

　　街头劝募歌歌词是：

　　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

　　难民冬天无衣裳，寒衣募给难民穿。

　　此外，还在侨居地广泛宣传并开展“不卖日货”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加紧向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扩张，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东南亚各地。面对这种形势，海外侨胞以民族利益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顾侨居国政府的种种禁令和刁难，不计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纷纷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运动遍及东南亚各个城镇，特别是印尼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巴达维亚、万隆、棉兰等地，抵制日货运动更是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梅县旅居印尼巴达维亚的侨领、中华总商会会长丘元荣，就派员回国考察，并与上海工商界联系，将国货送巴达维亚展销，号召广大华侨使用和出售国货。梅县另一旅印尼侨领张鹏高，还专门召开会议，作出抵制日货的决定。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使日本在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大幅度下降，日本的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受到一定的打击。

　　捐资赠物 无私支援

　　华侨抗日救亡的热情日益高涨。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东南亚各国各地都纷纷成立许多抗日救亡社团。梅州籍的广大华侨，许多都在侨居地加入了这些救亡社团，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筹款集物支持祖国抗日战争。

　　梅县籍华侨丘元荣，抗战前夕被选任印尼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主席。1937年夏初，他已归香港料理生意，“七·七”事变后，他返回巴达维亚，广大华侨推选其兼任巴达维亚埠筹赈会主席，主持筹捐事宜。从抗战开始至1941年4月止，他发动广大华侨捐助祖国的难民伤员，策动侨胞购买救国公债，捐助购买救护车回国。协助华侨司机回国。自己也亲力亲为，三年来共捐款十万元(旧币，下同)，其母七十一岁诞辰收贺仪十八万余元，也全部汇回祖国作捐款，受到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的传令嘉奖，并题赠丘母匾额一面曰：“景福遐龄”。1940年，祖国中南和西南一带恶性疟疾大流行，抗战前线战区急需奎宁丸和金鸡纳霜。丘元荣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在巴达维亚发动捐奎宁丸和金鸡纳霜的运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巴达维亚一地的华侨就捐赠奎宁丸1亿粒以上，足够500万人服用。

　　旅居南非的梅县籍华侨，出于爱国热忱，也竞相捐献。有一位刘浮初老伯，当时已八十多岁。他考虑到自己年老，以后要一笔养老金，曾将私蓄买了标准银行(与香港汇丰银行联号)的汇票800英镑。刘老伯平日将汇票小心翼翼地卷成小纸条状，缝藏于西装背心中。出于支持祖国抗战，他便慷慨地将这笔款全部买了国民政府的“爱国储蓄”。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卜式输财”，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书“毁家纾难”条幅以资奖励。林岳云等人亦购二千多英镑的爱国储蓄，支持抗战。旅居南非的梅县籍华侨梁懋尹，“七·七”抗战后也募得二十余万元支持抗战。

　　旅居毛里求斯的梅县籍华侨成立抗敌后援会，1943年10月捐二千二百英镑支持抗战。旅泰梅县籍华侨谢枢泗，1940年为抗日救灾捐资泰币一万铢(等于现在一百多万铢)。据不完全的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梅县华侨捐款总计国币七十三万四千三百五十元，大米二千四百多包，以及枪枝弹药等物品一大批。

　　有资料可查的梅州籍华侨捐资抗日的人士还有：大埔县旅新加坡华侨林师万，担任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客帮分会主席，带头慷慨捐资，并积极倡导筹募资金支援祖国抗战和赈济难民。大埔县旅新加坡侨领刘登鼎、张进元、李德初、陈叔卿也和林师万先生一起踊跃捐款。1938年6月，丰顺县旅居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国的华侨，捐款80余万元，由该县邑绅丁培伦、丁培慈交给广东省各界募款购机委员会。丰顺县旅居印度的华侨筹集了一笔资金后，选陈霖初为代表，专程把捐款送到当时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中。泰国丰顺籍华侨吴伊璜募集得十多万元捐给政府。新加坡嘉侨救乡会主席、梅县籍的杨益麟捐款五万元、曾孔坡捐款二万元。马来亚大霹雳梅县籍华侨钟成才，抗战爆发后捐款四万多元，以及金器二十一件(十余两)。泰国梅县籍华侨陈澍荪为抗日奔走呼号，募捐资助抗战军费，其本人则按月献捐。五华县旅马来亚华侨李桂和，1937年为抗日和救济灾民捐国币十万元，获国民政府奖“积善馀庆”横匾一块。

　　梅州籍华侨在捐款赠物支持抗战方面涌现出的动人事迹，值得大书特书，永垂史册。

　　投笔辍商 回国从戎

　　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复兴，广大华侨与祖国人民一道，尤其是广大华侨青年，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驱使下，抛弃学业、停止经商，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庭，组织各种服务团、义勇队、救护队，回到祖国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与广大军民一道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1940年间，我国东南沿海的国际交通线被日军截断。祖国的对外交通只剩下西南崇山峻岭中的滇缅公路，国际上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仅靠这唯一的交通要线输送。所以此时国内急需技术熟练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而当时国内却十分缺乏。南侨总会得知后便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他们先后九批三千六百多人回国。在泰国，第一批回国服务的四十人中，就有一部分是梅县籍华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的梅州籍华侨青年，与祖国其他各地华侨青年一道，返回祖国，奔向抗日根据地，直接投身于抗日杀敌的洪流之中。据当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的老同志回忆，抗战期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梅州籍华侨有：钟庆发、陈龙、廖冰(女)、丁拓、李介夫、温坚(女)、李德奇、余震、陈耕国、温洪、王谦、郭治新、李英岚、罗启章、张上明、潘伊梅(女)、刘水、朱慧莉(女)、张棣昌、刘复之等。

　　值得一提的是牙科医生李德奇(梅县籍新加坡华侨)，带着药品奔赴延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牙科医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曾多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治牙疾，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梅县籍马来亚华侨李介夫，1938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时，被选为首届执委会主任。抗战期间，李介夫领导全体留延安华侨，全力投身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伟大的抗日战争。他们的真诚奉献和不懈努力，受到抗日各界的好评，还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延安《新中华报》的社论曾指出：“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

　　到延安参加抗日的梅州籍华侨突出的人物还有刘复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任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棣昌为著名的电影作曲家，八十年代中期曾任广东省音协主席；刘水为梅县地区行署副专员、梅县地区侨联主席，等等。

　　梅县籍华侨周辉甫，“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组织华侨义勇军大刀队，在淞沪一带用大刀近战夜战，杀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建功良多。

　　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粤东籍华侨成立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大部分团员后来都加入了广东抗日游击队。该团增(城)龙(门)队副队长钟若潮(梅县籍)任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独立中队政委，在马山战斗中，为了保卫东江纵队司令部，保护曾生、杨康华等领导同志，与十倍于自己的日军展开血战，挡住了精锐的日军久留米师团，击毙日军指挥官加藤，他和突击队大部分战士都壮烈牺牲。

　　许多梅州籍华侨在海外送子回国参加抗日。据有资料可查，旅泰梅县籍华侨钟镜泉，1940年6月送其子钟志坚随水客返国投军。梅县华侨互助社理事长张士平于1945年4月送其第三子张伟春入伍。旅泰丰顺籍华侨吴伊璜于1943年5月送其子吴模参加远征军。梅县籍归侨陈木桂昆仲三人，其弟二人先后于“七·七”事变后入伍，其一在沪战中牺牲，木桂又自动报名加入远征军。梅县籍华侨回国投军的还有：旅泰的余华、陈金荣，旅毛里求斯的梁巨生，旅印尼的张丙林、黄仁昌，旅缅甸的陈绍群等。五华县籍华侨有曾庆崇等。大埔县籍华侨计有：旅新马的陈文岳、陈树强、陈阮等。兴宁县籍华侨有旅印尼的罗亚辉等。丰顺县籍旅泰华侨青年组成泰国华侨青年参军志愿队，返国从戎。队中的徐名有献出了宝贵生命，徐思恒光荣负伤。

　　英雄的梅州籍华侨儿女，怀着共赴国难的壮志，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回国参战，把宝贵的青春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自己亲爱的祖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们的英名和业绩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张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