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福建省云霄县考上大学的只有13人，据说是国家经济紧缩，全国的招生一下被缩减了许多，知道这个结果后，我只能叹息。

　　学校的老师也觉得很可惜，让我复读，准备第二年继续参加高考，这也是对我的一种特殊照顾，因为我是侨生，对我的照顾也体现国家对归侨的关心和帮助，学校的其他人是很难得到这种待遇。

　　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父母回国后在农场务农，所有的一切都让他们很辛苦，不能再让他们为我继续再拖累，我必须回到他们的身边，分担那些本应该由我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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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没有别的的技能，回国时就被分配到华侨农场，开始我们来到广西柳城东泉华侨农场，这是个新成立的农场，各项条件都很简陋，但最让父母不适应的是，他们在这里语言不通，做什么事都不方便。这时，伯父知道后，建议父母申请来福建，毕竟这里是自己的老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于是在得到同意后，全家人就来到了云霄常山华侨农场。

　　虽然生活环境有了改善，但和在印尼时的生活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只不过是看到周围的人，他们都默默地接受现实，父母也就跟着忘却这种思虑，每天做好眼前的事。

　　那时，我觉得高考没考上，自己比别人多了一份不幸，加之从1960年开始，因为印尼政府限制外籍法令的颁布，我们家就开始命途多舛，父亲失去生意，我们失去了生活来源，也失去了那可以看到海的家。

　　回到农场后，我反而感到一种轻松，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惦记的，学着父母们忘记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做好眼前的事，而能和父母弟弟妹妹在一起，这也能让我感到快乐。

　　华侨农场也有着自己的魅力，那些从世界各地来的人，他们都带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彼此在不断的融合，不断的沟通，尤其是年轻人在一起，更是充满着欢歌笑语，即使在做艰苦的农活，这种快乐也会伴随。

　　后来才知道，我所在的云霄常山华侨农场是中国最好的华侨农场之一，很多归侨都愿意到这儿来，这里的归侨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从心里真正地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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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场每年都评比先进，我参加劳动的第一年就被评为先进，当时对此事并不是很在意，但到了第二年，华侨大学要从优秀的年轻归侨中选学生时，农场依据平日的表现，将我推荐出去，这其中有我工作表现的缘故，还有因为我曾经高考过，只是差了几分而落榜，所以让我参加考试还是做了慎重的考虑。

　　当时常山华侨农场有13名推荐考生，经过短短的10天的文化辅导后进行了考试，结果这些人中只有3个人考上，这次我没有落榜，幸运之神终于青睐了我。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心情格外的兴奋，因为这个梦想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也是辛苦一辈子的父母的，他们都没读过书，家族里没有出过一名大学生，更没想到的事，这个全家的梦想不是在印尼实现，而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实现。

　　在印尼，像父母他们这辈人几乎都没有文化，即使后来因为要做生意，学到的就是几个生意上常用的字，用于寄给货物批发商和记账用。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后代学习文化，即使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就在我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多学生不得不推迟毕业，我也因此多读了一年的书。正式毕业时，中国还处在动荡时期，本想毕业后能有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只能分配到农村工作，好在这时大学生是国家工作人员，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虽然不是很多，但基本上够用，还可以贴补一些家用。

　　不久后，我被调到德化一中当老师，教的是英语，其实我的专业不是英语，而是政治经济学，学校让我教英语是因为我是侨生，在印尼读书学过一些。

　　经历了那段时间后，我的思想和认识都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基本上忘了自己还是一名归侨，只是在给学生教授英语时，才会偶尔想起在印尼的事，而觉得那都是一些遥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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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后，福建师范学院恢复办学，我和丈夫来到了福州，他在师范大学工作，我在师范附属中学教书，之后的日子，两个孩子相继出生，我又一边忙着工作，一边操持着家务，时间就像流水一样，不知不觉地到了退休年纪。

　　当中国和印尼两国恢复了正常关系后，有人就赶忙回印尼探亲，这消息也触动了我，自从全家人一起回国，和印尼就再也没有联系，但怎么说，印尼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完全地忘记它是不可能的。

　　两个妹妹陆续来到福州工作，刚来的时候单位没有房子住，就寄宿在我这儿，后来她们有了住房就离开我这儿，她们走后将装衣物的大箱子留下，仔细一看，发现这箱子就是我们回国时带着，那是个很大的柚木箱子，箱子的表面依然光滑如镜，也许是柚木坚硬如铁的缘故，箱子基本上还是完好如初。

　　回国时，我才17岁，所有回国的东西都是父亲和母亲在打点，眼前的木箱是为了回国而买的，是父亲特意买的最大的箱子。我还记得，几个大箱子里面装有衣服、布匹、面粉、白糖、黄油、饼干……。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同回国的人也都是带这样的箱子，如果不是写上地址和姓名，就有可能找不到自己的箱子。

　　看到那往日的物品，心里一阵酸楚，此时辛苦一辈子的父母已离开人世，让我想念他们的就只有眼前这个非常一般的木箱子。

　　丈夫说，大箱子很占地方，于是就把它放到了楼下的储藏间，我也觉得那是放木箱的地方，反正不用的东西总要有地方搁，就像过去的记忆也要在心里找一个地方放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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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回印尼的人越来越多，我一直想努力平静的心总会被搅起阵阵的涟漪，我和那些回印尼探亲的人不同，因为我在那儿已经没有亲人或者熟人，我也在问自己，我回去能做什么？每次这样问后，都打消了回去的念头。

　　虽然没有了回去的念头，可一旦有人探亲回来，还是喜欢听听他们的所见所闻，有时听着听着，就会陷入一种遐想，因为他们所讲的印尼见闻，有七分熟悉，但还有三分陌生，而无论熟悉也好、陌生也罢，都会很自然地牵动我的心。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父母还活着，他们又会怎样呢？说不定他们还是愿意回去看看，他们比我更熟悉那里，也比我对那里更有感情。

　　能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大街上很安静，全家人走出家门后，父亲转身将门关上。 我们家的前面是商店，后面是住房，一年到头从没有关过门，所以父亲的这次的关门非同一般。

　　大家一起步行到码头，码头离家只有几十米远，就在要登上小船时，我下意识地转过身来，朝着家的方向看了看，我知道这次是永远地离开了家。从读小学开始，我就每天离开家，因为小镇没有华文学校，必须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读书，到了读中学时，离开家的时间就更长了，我读的是泗水中华中学，寄宿在学校附近的人家里，只是到了星期天才回家，但这次离开家，心里感到格外的沉重。

　　海峡不宽，大约只有4公里，对面就是泗水的港口，在那儿停靠的“大宝安”货轮是由中国政府租来接我们回国的轮船。轮船的烟囱正冒着烟，随时可以起航，就是这条轮船，将带着我们，还有和我们一起的人，去开始新的生活。

　　……

　　一位不久前从印尼探亲回来的熟人告诉我，他到过了印尼马杜拉(Madura)岛上的嘎曼(Kamal)小镇，看到了我以前的家。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还在，还是原来的样子，还有人在用，开的也是食杂小商品店。

　　父亲回国时，想把房子卖掉，但怎么也没卖掉，于是只好委托没有回国的熟人，继续帮助卖，而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听到那房子的事后，心情格外的激动。要知道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我的理想和憧憬都是在这房子里萌发。也是在这房子里，我常和家人围看《中国画报》，阅读来自中国的消息。我更不会忘记，我常带着弟弟妹妹到家门对面的海堤上散步，然后静静地望着大海的远处。

　　此时，我忽然觉得那房子就像一位年迈的老人，面对着大海，在无尽的时间里，默默地在等着什么？思念着什么？

　　于是，我也想回到那儿看看，虽然没有亲人可探，就算是一次旅游，让我再去看看曾经的故乡，看看居住过的房子，看看家门口前的大海，那是我最早看到的大海——心目中最美的大海！

　　黄秀华，女，印尼归侨，现年6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秀华／口述 林小宇／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