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而在十九、二十世纪的“下南洋”大迁徙中，众多华人前往东南亚诸国，求生存，谋发展，谱写自己的人生梦想篇章。我这个归侨家庭，就是从父亲徐文宝于上世纪早期奔赴马来亚谋生开始的。

　　父亲是个“的士”司机

　　祖父早年直闯浙江经营桂圆干等商务，后因患病逝世；祖母未及生育，年轻守寡，在去浙江收盘生意时，先后于兰溪、义乌抱养了父亲、母亲，带回莆田扶养长大成家。母亲是从义乌买来的女孩，故取名“乌妹”。那时家庭处境困窘，为了一家生计，父亲在养育两个男孩之后，于20世纪30年代，单身出洋直奔马来亚谋生。

　　父亲早期拉过黄包车，给洋行做过门卫，为车主当过司机。后来才购置了一辆小轿车自开。司机职业的特点，是顾客有需要即出车，随叫随到，起早摸黑，风雨无阻；又流动性大，常年就餐于外。辛辛苦苦赚了钱，拿回家用，还将节省下的侨款汇回家乡，交由祖母理财。

　　父亲勤奋踏实，为人厚道，不善言笑，待母至孝。他在马国20年，只先后两次回故乡作短暂探亲。祖母虽为养母，父亲却待其如生母。记得1943年，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归故土看望亲人。他一进家门，就下跪在祖母面前，紧抱双腿，泪流满面，口中念念有词，意思是说远离母亲，为儿不孝，恳求母亲宽容。此情此景，令人难忘。父亲于1949年因奔忙在外、劳累过度导致脑溢血早逝，享年45岁，安葬于新加坡。

　　母亲因逃匪难携我赴马来亚

　　1930年11月25日我出生于莆田。当时生活困难，度日如年。1934年故乡百姓穷苦，民生凋敝，土匪横行。一个夏天的夜晚，莆田界外著匪郭楼古啸聚匪徒持枪包围祖屋。其时家中有祖母、母亲、舅公、胞兄和我。祖母、母亲生怕侨款遭劫，更怕孩子被抢去做人质，那就要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大人们急忙一边拿着铁器堵住门户，一边将小孩拽往厨房灶下，以避枪害。幸好邻居呼喊，鸣放土枪声援，直至凌晨，才赶跑匪徒。

　　这次遭受土匪威胁之后，我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祖母留在家外，母亲带我们兄弟俩搭乘轮船一星期，直往马来亚父亲处，从而开始了我十余年的南洋生活。

　　首次归国从厦门步行至莆田

　　我们住在马来西柔佛州麻坡巴株峇哈镇。麻坡濒临麻坡江，河水流入马六甲海峡，距马六甲市较近，交通方便。我们的邻居，多为华人，闽南话通行。我家附近还住有乡亲，家人同他们自然是互通莆仙话。孩子们到华文学校读书则是学讲华语。

　　1935年三弟诞生，再过两年，四弟又来世间。当时在马一家六人，仅靠父亲赚钱收入，艰难度日。大哥小学毕业后，就由父亲介绍到邻居林文丹“万甡兴”商店里做店员，挣钱以补家用。那时我已进小学念书。1939年，独在故乡的祖母生病，身边无人护理。经商定，父亲让母亲归国侍候。当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母亲携带我、三弟和四弟回国，轮船抵达厦门，经轮渡至集美时，突遭日寇飞机俯冲扫射，死伤的都是无辜百姓。

　　其时兵荒马乱，没有汽车可搭乘的，母亲抱着3岁的四弟，我和三弟在同行邻居林文焰的帮助下，从厦门一路艰苦步行，停宿旅途，次日才硬是坚持回到家乡莆田梧塘镇霞楼村。4年前我家人因避匪难而出国，4年后我家人归国又遭日寇敌机扫射，这国家仇难深深地印记在我的心灵中。

　　此后我家艰辛度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母亲、三弟和四弟再也没有去马来亚同父亲在一起。惟有我于1943年又被父亲带往马来亚，直至1950年再度返回祖国。所以内人后来常戏称我是个“两度赴马来，两度回祖国”的归侨。

　　在马、中两地念完小学

　　父亲仅是识字而已，祖母、母亲均文盲。我们能读完小学是很不容易的。

　　7岁至9岁，我在麻坡一所华文学校——中华小学读书。10岁至13岁，返莆期间，继续在梧塘镇博文小学念三、四年级。我二度赴马来亚时，才念完五、六年级，毕业于中华小学。我读小学，一个是时空上，转学续读，误了些时日；另一个是在马国念的为华文小学，因此马、中两地小学课程尚能衔接得上，确保了知识质量。马、中小学都设有语文、算术、常识等。

　　当时马来亚为英国殖民地，小学开始就学英语了，日据期间，还要学日语。那时中华小学师资力量雄厚。校主陈人浩，从中国大陆去马来亚的，倾向爱国，是进步的中国画美术家。

　　语文教师兼该校图书馆馆长陈润昌是福建永春人，中等身材，戴副深度眼镜，教学认真，态度和蔼，对学生爱护有加。他是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擅长教文史地。我的作文写得较好，得到了他的辅导，我写的诗歌还获得作文比赛三等奖。陈老师讲授中国古代历史，从远古到明清，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讲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娓娓道来，妙处横生；他讲中国地理，边讲边画地图，东北地理位置，关内、关外，讲得一清二楚。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