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九月四日电　题：彭光涵追忆华侨华人与中国同脉共振六十年

　　中新社记者 张冬冬

　　“祖国与华侨就像水和船一样，水涨方能船高。国家富强，海外华侨的腰杆才硬。”中国侨联顾问、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彭光涵在家中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谈及新中国六十年，感慨万千。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现年九十一岁的彭光涵自称“一辈子都在做侨务工作。”他一九三五年在马来亚参加领导各界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0年回国后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一九五0年，彭光涵在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七八年一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彭光涵担任秘书长职务，后升任副主任兼秘书长。一九八四年，彭光涵卸任后，仍然担任中国侨联顾问至今。

　　在彭光涵的经历中，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他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秘书，参与了这些方案的拟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讲国旗、国歌、国徽诞生的故事”。

　　“祖国走向繁荣富强，海外华侨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华侨的发展和祖国命运息息相关。”彭光涵说，新中国成立前，国外华侨不顾一切地回国参加抗战，只因为有种强烈的想法——“千万不能当亡国奴”。旧中国国弱民穷，让华侨成了“海外游子”，受尽了洋人的欺凌。

　　彭光涵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冬，滇缅公路运输急需汽车司机，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电请“南侨总会”代募汽车司机、技工，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一九三九年初，在“南侨总会”的积极号召下，各地侨胞踊跃应募，数月即募集三千多人，分九批先后回国，彭光涵的六哥彭海湧就是南侨机工的第九批回国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彭光涵参与了建国初很多侨务政策的制定。他说，当时主要围绕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侨区的华侨汇款问题，二是对国外华侨的政策问题。

　　“当时很多人对华侨汇款问题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从国外寄钱回来？能不能收？”彭光涵说，华侨汇款回来养家，牵涉到当时上千万归侨侨眷的生活。时任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指出，“用我的名义保护侨汇政策，侨汇是合法收入，不允许侵占”。

　　彭光涵说，侨务政策的制定使华侨有据可依，侨汇问题逐渐合法化。据统计，当时每年有侨汇三亿至四亿美元，最高达五、六亿美元。侨汇成为当时中国的外汇重要收入。

　　“要解决华侨华人在海外长期生存问题，首先要解除当地政府对华侨的疑忌”。彭光涵说，当时中国政府从有利于华侨华人在当地生存发展的原则出发，制定了国外侨务政策：号召华侨遵守当地法律，不干预当地政治活动，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中国政府取消华侨的双重国籍。

　　彭光涵笑说，“这一条从华侨利益着想制定的政策，却令他们想不通”，缅甸侨领徐四民就对此有意见：“中国很弱的时候，我们没有放弃中国国籍。现在中国强大了，让华侨华人放弃中国国籍，我就想不通。”彭光涵说，当时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解释，一再强调“不是强制，而是自愿”。他评价说，对侨务政策的贯彻执行，使新中国能够与东南亚国家和平共处，也为华侨华人在当地生存提供了条件。

　　“文革”期间，侨务机构被撤销，许多归侨侨眷因“海外关系”蒙受冤屈，彭光涵也被下放至兴隆华侨农场劳动。回忆起这段经历，彭光涵说，尽管祖国出现坎坷甚至大的波折，海内外侨胞依然赤心不改，克服困难，迎接光明未来。

　　一九七七年秋，彭光涵去探望老领导廖承志，廖对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尽快恢复侨务机构，先把‘庙’建立起来。”彭光涵的记忆中，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前后，每年都接待大量的海外华侨华人。邓小平肯定了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并指出过去中央制定的侨务政策是正确的，要继续贯彻。

　　“在邓小平正确的侨务政策指引下，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投资。”彭光涵说，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投资中国内地的热情依然没变。华侨回国投资是一个“双机遇”，对国家是很大的帮助，对华侨也是一个机遇。中国经济壮大后，可以帮助华侨在当地发展。“过去华侨的商店卖日本货，现在华侨卖中国货也很赚钱”。

　　因为有很多亲属在国外，彭光涵对华侨华人的现状很了解。他说，华侨华人帮助当地人发展工业、办学校、办医院，在这一点上，华侨华人的民族特性和道德观念起了很大作用。华侨华人事实上已经是“当地人”了。

　　一九八四年至今二十多年，彭光涵老人始终“离而不休”，年过九旬的他与海外华侨华人及国内侨界交流依然频繁。接受记者采访当日，他还在家中会见了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成员彭茂燊一行。国庆前夕彭老还将参加庆祝中国政协成立六十周年及侨宴等活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