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大师时代的终结，如同21世纪是欧洲知识分子乌托邦终结的微缩景区。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之后，安哲普洛斯、文德斯、阿巴斯们，是不是会仅止于几记鹰凖俯冲海面的留痕？

　　若要将前日午昼东三环飘降的雨夹雪，与电影大师在斯堪迪纳维亚离世联系，难免矫情。然而再矫情也不过安东尼奥尼，昨天我们才知道他跟伯格曼同日逝去。就着BBC响了一整日的《德意志安魂曲》，浮想联翩。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曾写出每一对今天蜷在一起取暖的人亦心有戚戚的未来：死亡总要独自面对。可你看，原来未必总是这样结局的。

　　安东尼奥尼与伯格曼奔赴永恒之时，在存活的人们眼内，他俩是互相搀着耄耋的身躯，放弃了这个散发浮躁的腥臊的光影世界。他们的灵魂可以不相似，但终究相系。硕果仅存的大师们之死，一点都不孤独。独自的是我们，还有丽芙·乌尔曼。

　　去年在奥斯陆三次撞见丽芙·乌尔曼。与伯格曼五年厮守分离后，他们灵魂的共处却从未散场。乌尔曼说：除了伯格曼的戏，不再愿意站到水银灯下了。不论她昨天有没有哭泣，可我知道她从今只剩下了生的独自。

　　生的独自有多荒芜？伯格曼在1957年的《野草莓》里早就为我们做过了一个预言般的梦：生的独自是一条空荡的街。“二战”后的艺术电影大师“四大”：费里尼、安东尼奥尼、黑泽明、伯格曼，至此全数消失于地平线。在《第七封印》里，人在海边与死神对弈。

　　死神趋前挥袖间，银幕陡然全黑一秒。我们在大师终结的时代，是不是会有这样将定格很久的惘然？

　　“大师”由今天折射出的意象，不啻于伯格曼活着时导过几部戏、离世时所处的瑞典法罗岛那样，边缘，并时常被遗忘。即便戈达尔的追随者不时视伯格曼“保守”，但谁都难否定这些“新浪潮”的活跃分子们，是一脚踩在前辈大师的肩上说话的。“大师”的力气用于创新与改革。他们一只眼不懈地求索于象牙塔内，另一只眼探求开阔的路向。伯格曼的巍巍坚持，年近85岁还在导拍《婚姻生活》的续集，只因心头“怀了一个故事”；而安东尼奥尼在失去语言能力之后，仍然拍出了《云上的日子》和《爱神》。

　　想想，和他们同辈的一代：塔可夫斯基、费里尼，早已先走一步。上天也许已经足够仁慈，让这两位改变传统电影面貌的人物存在得超乎寻常了。

　　但这阻挡不了这里阴郁的孤寂。电影被普遍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大师时代的终结，如同21世纪是欧洲知识分子乌托邦终结的微缩景区，简而概括之，正如37岁便愁秃了头的阿兰·德波顿苦笑着说的：从前的人知道瓦格纳也会知道尼采。从《假面》、《婚姻生活》、《红色沙漠》、《放大》里，源源透出来的是欧洲绘画、雕塑、文学与叔本华、弗洛伊德哲思的影子，我们清楚可见，导演自身实为欧洲旧派知识分子的其中之一当19世纪的文化让位于20世纪的经济，电影中纯艺术与经济效益间的抗衡，从最初便注定处于下风。在伯格曼之前电影最关注“娱乐”，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之后，安哲普洛斯、文德斯、阿巴斯们，是不是会仅止于几记鹰凖俯冲海面的留痕？（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