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宏宇　发自北京

　　2005年6月的一天，崔永元带一群外国朋友游颐和园，租了船荡舟昆明湖。船工看到客人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脱口而出：“你不是那个班比诺吗？”三十多年前《桥》里边那个年轻的游击队员，跟这个中国观众“跨越时空”地紧紧拥抱。

　　那群客人是《电影传奇》请来的，他们是瓦尔特的饰演者巴塔·日沃伊诺维奇等前南斯拉夫著名影人。在北京期间，节目组掏钱提供“最好的待遇”———登长城，有专门出入口不用排队；下榻的宾馆还专门弄了一个餐厅，供客人喝咖啡。

　　瓦尔特们最爱买的东西是10元钱一条的纱巾，后来崔永元从家里拿了好多苏杭丝绸制品送给他们，他们很喜欢，但是还要买，因为要回去送给朋友、亲戚。在宾馆里，客人们问崔永元，冰箱里的酒可以喝吗？柜子上的咖啡可以喝吗？

　　前南影人的现状“有点凄凉”，崔永元说。

　　两个月后，《电影传奇》采访组出发去东欧。崔永元自己去不了，央视职务在那儿，他得拿公务护照签证才能出去采访，“手续特复杂，等不了”。

　　至今已经播出126集的《电影传奇》，一直是带国人怀国产老电影的旧。两年前，崔永元又开始拿新中国引进译制的外国电影“动手”，目前完成了23集节目，计划在月内开始播出。还是那些能让中年国人百感交集的片名——前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沸腾的生活》、《复仇》，日本的《望乡》、《追捕》……

　　出国，是因为喜欢《电影传奇》

　　的观众不断有人追着问，这些片子你们做不做？崔永元先还坚持只做中国老电影，问的人多了，他也觉得，“那个年代中国电影奇缺，观众觉得这些老译制片就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老影迷记忆里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国家，采访组现在却要办三国的签证：塞黑、波黑、克罗地亚。记者刘宇当初为前南老影人安排北京的活动行程，到了克罗地亚才知道，他们在北京能在一张桌子上举杯、畅谈，回来却各自散住几个国家，因为紧张的政治关系，没法往来。

　　克罗地亚国家文化部曾设立一个类似项目，准备把本国老影人都采访一遍，三年过去了，仍没钱启动。这一次对方郑重请求《电影传奇》，把十几个影人的采访都复制一份带子留下。采访组请示崔永元，他最终没给：“依我的经验，留了也没用，真的。咱们国家现在什么样？最热门的就是股票。口述历史能热门起来，还早着呢，他们至少比咱们还要晚个十几年。我们会永久保存起来，那个时候再给也不晚。”

　　电影《沸腾的生活》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工业题材的“主旋律”作品。在网络上交流怀旧的中国观众大多是说：影片内容早已忘记，片中浪漫风格的主题曲却至今回味。导演尼古拉埃斯库告诉采访组，当年齐奥赛斯库禁止了他前一部影片《惩罚》在罗马尼亚上映，而《沸腾的生活》在创作思路上又与当局意见不符。尼古拉同意照上边的意思修改，条件是批准《惩罚》公映。“这样的交换居然实现了，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这版《沸腾的生活》就是经过修改的。”刘宇说。

　　尼古拉一直在说齐氏的不好，惟独提到1965年齐氏上台后，电影厂逐渐成熟，罗马尼亚本土的历史片也进入国际市场。而1989年革命后，罗马尼亚的电影业急转直下，齐氏时期年产量还有30部，如今只有8部了。

　　罗马尼亚和别的地方一样，年轻人都爱看美国电影。每年放映200部影片里只有14部本土片，其中还包括国外投资的。《神秘的黄玫瑰》的摄像师抱怨说，1989年之后很多外国人到罗马尼亚拍片子，因为当地的价格低廉，可是那些人只是四五流导演。

　　到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采访组刚好赶上政变。旧政府下台了，新政府还没到位，可他们之前都是通过旧政府相关部门联系采访拍摄的。从机场到住处只有一条土路，路上能看见田边的农民也背着枪，城市里常见拿手榴弹的年轻人。

　　采访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小贝尼》的男主演，就因为童年演的这一部电影成名，如今成了大银行家。他开车带采访组参观他的银行，也去了已经私有化的老电影厂。厂里空空如也，只能由银行家介绍当年有多么辉煌。罗马尼亚电影业还有大量外资进入，这里政局动荡，没人来。

　　《桥》里那个“班比诺”会自豪地说：“我是中国的班比诺！”《沸腾的生活》里演造船厂总会计师的米尔恰也说，他要在名片上写“中国亿万观众看过的演员”。高仓健和“横路敬二”却不愿为了《追捕》接受采访。“日本人问我们要说什么电影，《砂器》？识货！《望乡》？好电影！还有呢？《追捕》，这个你们也做？”熟了之后有人告诉崔永元，《追捕》是很一般的片子，当年在日本上映时是拿“有钱”来做噱头的———真由美策马救杜丘那场戏，在川流不息的新宿大街上跑起马队，那得多有钱！“演横路敬二的田中邦卫是日本的一个大星，一听说谈《追捕》，他就不愿来了。高仓健也是。”

　　另一部《生死恋》，在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东京电影展映周”还是开幕电影，足见它在中国公众记忆里的分量。在日本，《电影传奇》问起《生死恋》，却谁都不知道；找到两位男主演，一听要说这个就拒绝了，终于找到当年一个副导演愿意配合，但条件是：你们有带子么，我看看是个什么电影来着。

　　“我说《生死恋》有那么差吗？我们看了还觉得挺好的。”崔永元也琢磨，这些译制片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它们)留下很多那时候中国电影没有的，比如说线条。那时候女的又没胸又没腰，你看外国电影有，对吧？这些东西对中国人很宝贵啊，在那个禁锢的年代。然后在《多瑙河之波》里，船长跟他的那个女人调情的镜头。那时候七八岁吧，我有印象，电影院里，一到这儿，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到。不光是爱情的启蒙，我觉得还有性的启蒙。”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连幽默都没有，就是外国电影里有幽默。然后片种很丰富，有反特片，有惊险片……它真的丰富了中国人的视野，能听到好的歌曲，看到好的舞蹈、好的色彩。所以我觉得真是功不可没。”

　　《电影传奇》接着还要去印度、越南、朝鲜，当然落不下俄罗斯。

　　崔永元一气儿列了二十多部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夏伯阳》、《乡村女教师》、《丹娘》、《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直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俄罗斯大使馆给划了道线：《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

　　“前面的有很多问题，意识形态方面的。比如《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他们说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我说中国现在很开放，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知道对托洛茨基、布哈林，该怎样评价，包括对肃反、个人崇拜、铁幕。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崔永元努力游说：过去的电影是载体，我们从电影出发，把新的旧的好好地讲讲。

　　“他们还是担心。其实大使馆很注意咱们的媒体，他们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具备了这个‘拨乱反正’的能力———你真能好好说‘托派’么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