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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廉耻的人会发现，没有归属感，就站不到世界中

　　★ 本刊记者/文晔

　　当中国电影界还在“后《卧虎藏龙》时代”的浮躁中挣扎，叶锦添却沉潜下来，在2004年为昆曲《长生殿》所作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一个“比传统还传统”的他。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谁”对你还是一个问题吗？

　　叶锦添：我做这道功课，是从去欧洲游历开始的。欧洲让我震撼的是，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生在香港，很难建立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虽然看到一些中国的东西，但都是又差又土。从欧洲回来后，我喜欢中国了，但是讨厌中国人，讨厌他们没有把中国的东西做出来。

　　接下来的7年里，我一直是很穷又很骄傲的那种，有拍电影的活也不接，花费很多时间去想，比如意大利的时装，前人的生活，我想要找到中国现代的东西，让我们骄傲的东西。

　　最大的改变，是1996年因和林怀民合作歌剧《罗生门》再次去欧洲。我没念过大学，年纪又轻，怎么能让那些骄傲的法国人跟我合作？所以，我一去就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艺术，之后他们都很尊重我，因为我做的东西他们都做不出来。中国文化深藏不露的力度和东方美学的震撼效果，让我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到2004年的《长生殿》又是一个转折，过去我很疯狂，但是到《长生殿》我又想做回传统了，我也有那个能力去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属于中国传统的美是什么？

　　叶锦添：每个东西都有他的根，但在中国现代的表演艺术里找不到根。比如昆曲，其实你已经很难看到它原来的样子。昆曲在现代社会是脆弱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生长它，就该把它留在最美的那个时刻，留在明末。

　　《长生殿》的尝试，让我看到兴奋的东西，但那丢失的，也真可怕。以法国为例，有些人捍卫巴洛克风格，也有些人捍卫文艺复兴风格，他们的文化是丰富的，有原来的历史在。但是中国断裂了。最悲哀的事情可能是，几代人之后，重建中国文化的契机有了，但传统却没有了。

　　每门艺术都有它最漂亮的时候，我试图把最美的凝固在那里。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做的衣服虽然看起来很古典，但其实没有一个古典的元素。

　　我把时间看成一个圆圈，现代和传统，没有那么强烈的隔阂。唐朝和汉朝是一样的，我只看最好的东西，把它放在心里，当我做创作的时候，这些东西随时可以拿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在各个时代中找到可以延续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糅合在一起？

　　叶锦添：现在，中国文化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它回不到以前，和传统无法沟通，这是文化之痛。沟通分为两种，跟同源文化之间的沟通，带来一种归属感；而跟文化迥异的欧洲的沟通是一种交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归属感，只有交流。

　　比如，重要活动都穿西装，就是个问题。如果说穿西装是为了加入地球村，为什么韩国人仍然在穿韩服？你说我(显得)胖，难看，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韩国人，这是一种民族自尊。可是，我们穿什么呢？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中山装不是中国的而是日本的；旗袍本来很端庄，但是你不懂精髓，穿紧身高开叉的，反而显得没教养。

　　中国的东西在哪里？现在要找回那种沟通的能力。应当警惕的是，仅仅把这种沟通领悟说成是回归传统就太简单了，往回走其实很危险，传统也会变成权威，而什么东西一旦变成权威就很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那该如何保留美？

　　叶锦添:这一个部分是行动，保留传统，但也要创新；关键是要让文化在自由发展中生长。

　　目前的大片现象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认同焦虑在电影的投射。中国人的自尊心很强，当他觉得开始受伤了，就会有改变。

　　一个有廉耻的人会发现，没有归属感，就站不到世界中，包括李安，也是从面对西方的自卑感中走过来的。

　　不过，也没必要悲观。我们要给文化以时间，大陆从没有物质享受的环境，变成现在比香港都厉害，用了30几年，大家都好像压缩的人一样，自然焦虑。等一切都平衡了，钱都不重要了，文化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