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对内地人而言是个绝对的大师，从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传入内地，他开始被一些大学人士推崇为大师。在一片追捧与崇拜之后，金庸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对他的一切赞美，他成了国学大师、武侠大师、最具传统文化根基的文人，而他的作品也被内地电视机构一部部地重拍，而且就像对待古典名著那样心怀不安，顶礼膜拜。

　　金庸的小说，如果过去评价过低的话，那么，提升一下也无妨。但热情过度、学识过浅的一帮人起哄，非把他推到大师地位，就有点可笑了。李敖就认为：“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

　　事实上，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果仔细想一想，真的不太高级。

　　比如，金庸小说强调的所谓神功主义，就是无限夸大武功的能量。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尽管也强调吃苦的、长久的训练，但更多是强调所谓神功秘笈的作用。尽管，大家都很努力，但一个毛头小伙，只要能神奇地得到高人指点，便功力大增。为了使一些角色神功更奇，金庸还会让这些人先天就具有奇异的能力，比如，喝了神奇动物的血，受了内力极大的掌击，之后，在高人指点之下，这一切都成了自身的功力。

　　金庸小说不高级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滥用历史，拉大旗作虎皮地将大量野史、传说进行胡编，从而提高小说中武侠人物的历史地位和神通。于是，郭靖成了成吉思汗的准女婿，陈家洛与乾隆成了兄弟，韦小宝更成为清除鳌拜、参与平三藩、收台湾，甚至改变沙俄历史的重要人物，而康熙则成为白痴式的陪衬。这种写法，与人们对待历史“那点事”的猎奇有很大关系。什么明教、全真教，在他笔下都成了武侠帮派，历史在金庸笔下是可以随意铺陈的。

　　在不少推崇金庸的人士眼中，金庸武侠小说写出了一种大侠、大义、大爱，甚是荡气回肠。而在这方面恰恰是金庸最伪善的地方。所谓这些大仁大爱，无非就是金庸强化故事吸引力，使人物矛盾更尖锐的手法。金庸总是将一些人物人为地置于矛盾之中，比如，陈家洛、乾隆两兄弟代表反清与反反清的双方，同时，他们还都爱着一个人。比如，杨过与郭靖有杀父的恩怨，而郭靖与成吉思汗有感情却又有民族矛盾。金庸笔下这种极端冲突太人为、太设计，从而也就很商业，很伪善。

　　到了《鹿鼎记》，金庸的伪善，或是金庸的市场手腕更露骨。表面上讲，他塑造的韦小宝，是想像鲁迅的阿Q一样有批判力，但事实上，韦小宝几乎满足了大量街头草根人群的白日梦。韦小宝可以不学无术却平步青云，韦小宝无能却有无限的好运气，可以金银无数，美女无数，可以视金钱如粪土，还可以在不违背立场，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左右逢源，化解各种危机。这样的人物，自然会使金庸小说的一般读者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满足阿Q和批判阿Q绝对不是一回事，《鹿鼎记》只是前者。

　　李敖在文章中，曾引用胡适对武侠小说的评价，那就是“下流”，这里的下流应是指品级不高。尽管，金庸在努力提升武侠小说的地位与水平，但它满足一般读者猎奇心理的特性是不会变的。与其分析金庸小说的艺术性、思想性，不如分析他小说中的技巧、套路。在港台与内地对待金庸作品的方式上，内地总要往大主题、大意义，经典，大师上想，而港台更能理解金庸的文化背景，他们始终将其定义在娱乐消费的层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港台拍金庸作品很活、很灵，而内地却死板、拧巴的原因。

　　不知道什么时候金庸武侠小说被广泛定义为“成人的童话”，这也太唯美、纯情了点。其实，这类小说也就是烟酒一类可以让人兴奋，也可以让人麻醉的一般消遣而已。

　　本报记者 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