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1岁那年，父亲去世，身为长女的李明启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织草包，糊火柴盒，当清洁员，在粮库挑拣坏黄豆，在制烟厂包香烟……

　　几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鸭绿江边的小城丹东成为重镇。李明启凭着一副清亮嗓音，成为丹东铁路抗美援朝宣传队中的一员。18岁那年，她又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来到北京。

　　《便衣警察》里的妈妈，是李明启的首次“触电”，已过不惑之年的她，从此与影视结缘。

　　年近花甲，《水浒》里的“王婆”，《还珠格格》中的“容嬷嬷”，让观众恨得牙痒痒，也从此让她声名鹊起。

　　人生七十古来稀，她却在《家有九凤》中挑起了大梁。如今，正在沪上热播的《双面胶》中，她又扮演了让人既同情又憎恶的东北婆婆。

　　问及演戏带给她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她说：“每次都是过把瘾。”

　　名与利又意味着什么？她回答：“到我这个年龄，名利只是零。”

　　演婆婆：理解和宽容最重要

　　记：《双面胶》里的婆媳大战，引起了观众热议。对此您怎么看？

　　李：《双面胶》里的婆婆很无私，她爱家，爱儿女，省吃俭用，也很会操持打理家务。要是搁从前，这样的婆婆就是一笔财富，但搁现在就成负担了。因为她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这个小家庭了，她希望她的儿媳也能像她这样。时代不同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消费观念跟老人完全不一样，这时谁想强加给谁，都会带来矛盾。我觉得作为老人，能放下则放下；作为儿女，也要尊重他们的观念。但有条件，还是不要生活在一起。

　　记：您是辽宁丹东人，和《双面胶》里的东北婆婆应该有些共鸣吧。

　　李：我觉得这个戏特别贴近生活，因为每个人都能从这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比如说一回家就搞卫生，在沙发上搭床单的事我也干过。话又说回来，老人也有老人对的地方：像三餐规律等等。我觉得重要的是大家能互相理解。如果不能理解的话，那就尝试着学会宽容。最傻的就是想改变对方。

　　记：《双面胶》在很大程度上传递给观众一个信号，是南北方地域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家庭矛盾。事实上，类似的家庭组合已越来越多。

　　李：其实这是很多家庭共有的问题，不单单是地域差异造成的。选择南北方，不过是让这种矛盾显得更尖锐。东北小城市的老人与大上海的老人，在观念上的确有很大差别。我在上海的时候，看到老弄堂里走出一个老婆婆，手里拿了一个精致的小包，戴着漂亮的耳环，说是去美容院做头发。这样的例子在上海很多，但在北方就很少。当然，北方城市老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但是这戏里的角色，就算往后推一两百年，我相信也会有，因为它代表的是传统。

　　演妈妈：母亲就像天上的月亮

　　记：您第一次上台是在《马兰花》里扮演妈妈，第一个影视角色是《便衣警察》里的妈妈，现在《双面胶》里依然是妈妈。您与“妈妈”特别有缘。

　　李：演《马兰花》时，我18岁，当时很不好意思演妈妈。第一次排练，那个26岁的“爸爸”开口说“小兰她妈”，我马上笑场了。我们团长特生气，叫我出去。为此我在外面哭了一顿，哭完了再进来排练，门一关，看着团长，自己又忍不住笑起来。从《便衣警察》开始，《周拉奴》《女囚》《没事偷着乐》里，我演的都是好妈妈。一直到张绍林找我演王婆，这下坏了，不久后《还珠格格》也找了我，更坏了，直到杨亚洲找我演《家有九凤》，才重新变成“好妈妈”了。不过，我最欣慰的是，不论我演什么角色，好的坏的，同行们和观众们一直都很认可。

　　记：演了这么多的“妈妈”，生活里您也是妈妈，对于母亲这个角色，一定有着您自己的深刻理解。

　　李：母亲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人。今年母亲节的时候，我去央视的《艺术人生》做节目，当时打了一个比喻：母亲就好像天上的月亮，无所求地挂在天上，不分四季。儿女们高兴了，就看看“妈”，最多发一句感慨：“今儿月亮还算圆啊。”但不管儿女们看不看，高兴不高兴，月亮始终挂在天上。

　　当坏人：让观众恨得要砸电视机

　　记：您演的王婆和容嬷嬷，可以说在观众中留下了极“恶劣”的形象。

　　李：哈哈，那不叫麻烦。2000年时去参加“百名影星贺千禧”活动，我打车去的。从上车开始，那司机就特冷淡。开到一半，他冷冷地问我：“你是演员吗？”我说：“是。”他说：“是演容嬷嬷那个演员吗？”我说：“是啊。”他说：“早知道是，我肯定不拉你了。”我一听乐了：“你真够傻的，我都出戏了，你到现在还没有从戏里出来。”那司机听了也乐了：“你真是气死我了！当时要不是我媳妇拦着，我差点把电视机给砸喽。”容嬷嬷过去十几年了，街坊邻居现在有时想起容嬷嬷，还会对我说：“你怎么那么坏，气死我了！”

　　记：演了那么多角色，觉得最难忘的是哪个？

　　李：如果说最有难度的，最下功夫的，还是《水浒》里的王婆。因为这个片段已成为经典，各种曲艺剧种里几乎都有演绎，王婆又是个特别反面的角色。戏曲舞台上的王婆出场就是丑婆子打扮：红脸蛋、绿嘴唇、大耳环、大烟袋，头上还顶着大红辣椒。作为电视剧，不可能像戏曲舞台一样脸谱化而是要求自然。这就对演员的演技提出了更高要求。乍一看，王婆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婆子，她不开口甚至还会给人端庄的感觉，但是这个人物内心的风流、贪婪和狠毒，又必须表现出来。幸运的是，我完成了。

　　记：您是一个非常用功的演员。在拍摄王婆押赴法场那段，您鼓励群众演员朝您扔鸡蛋；拍《还珠格格》，您自己写了《容嬷嬷小传》；拍《家有九凤》，您甚至把剧本给翻烂了。

　　李：这是一个工作习惯吧。譬如《家有九凤》中的母亲，那么有戏份的角色，给了我这个老演员，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再说，它的剧本写得那么好，你舍得丢一点吗？如果你不分析，只是按着台词念就算演的话，那就糟蹋了这个角色。一个演员，需要把台词融入到心里，说台词的时候，说出来的不该是字，而是自己的思想。

　　记：当演员，对您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李：过瘾啊。每一个角色就是不同的人生，就是不同的体验，特别过瘾。我下一部戏里又“转型”了，演一个黑老大，完全不同的角色，又过了把瘾。

　　当名人：一切名利都是空

　　记：从《便衣警察》开始，您开始被公众记住；但真正成为名人，应该是近花甲之年拍了《水浒》和《还珠格格》后。对您来说，成名意味着什么？

　　李：对我这个岁数来说，名和利在生命中占的分量是零。如果说你的生命是一，这个一下面应该是作品，而不是名和利。苦了一辈子，如果能留下两部作品，就是最大的幸运。很多已故的艺术家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一直在这个世界流传着。

　　记：对你来说，名气一点用处都没有吗？

　　李：也有啊。“名”是激励着我往前走的动力；也因为有“名”，它对我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所以“名”是一种信心和鼓励，此外，它不代表任何东西。

　　关于成名，我们和年轻演员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参加工作是为人民服务。我在铁路文工团工作了三四十年，工作就是为铁路工人表演，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演出。铁路工人病了，我们去病房为他们唱歌；到了火车上没有演出任务，我们就在列车广播室为乘客唱歌；不唱的时候，我们又成了“列车员”，拿起扫帚打扫卫生。从来没有人想为了出名而演出。

　　记：您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李：我的生活很简单。和老伴一起上网，看新闻，了解健康知识，读书。我们自己做饭吃，出门坐公交车、搭地铁。门口院里大爷大妈们见了我招呼“走啊，李老师买菜去，哪儿哪儿便宜”，我就跟他们坐班车去超市。我就是一最普通的人，过着最普通的日子。

　　记：您的笔记本里有句尚长荣先生的话：“做平常的人，演不平常的戏。”

　　李：我记得北京人艺大导演焦菊隐说过一句话，演员应该是块橡皮泥，能捏出各种形象，捏什么像什么，不仅形似，还要神似。没有神似，徒具外壳，给观众的就是垃圾。怎样才能神似呢？只有深入生活、用心去体验生活，才能抓到神。但我们现在一些年轻演员有名了，接着就脱离了生活，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