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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在中国最受瞩目的电影人，张艺谋出品的每一部电影都必然成为焦点话题，它也是中国电影在文化价值层面的试金石。但“三枪”却使人不由相信，他已加入到“膨化速食电影”的制造厂商中去了

　　文/朱靖江

　　电影导演张艺谋因为岁末的一部《三枪拍案惊奇》，遭遇了又一场口水风波。铺天盖地的恶评从网络蔓延到电视与平面媒体，其声势几乎堪比4年前对陈凯歌的《无极》大批判。平心而论，一位导演拥有电影创作的自由裁量权，他选择题材、取舍剧本、组建班底、确定影片的风格样式，都关乎本人的独立判断，无须受评论界或媒体的左右。然而，作为在中国最受瞩目的电影人，张艺谋出品的每一部电影都必然成为焦点话题，他的作品不单是电影市场的重磅炸弹，也是中国电影在文化价值层面的试金石。

　　正因为《三枪拍案惊奇》的“俗趣”对不少观众和影评人而言都是一种“震撼教育”，有关这部电影乃至张艺谋本人的争论才会空前热烈，论战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影片本身的成败是非。

　　时隔3年中国电影今非昔比

　　因为成功执导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张艺谋在国内乃至海外都享有如日中天的声誉。即便是对中国电影所知不多的人，也会对他在鸟巢里营造的盛大气象赞叹不已，并且满怀憧憬地期待他时隔三年重返影坛时“王者归来”的辉煌盛景。

　　然而张艺谋为奥运会鞠躬尽瘁的三年，也是中国电影爆炸式发展的三年。2006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仅为26亿元人民币，其中张艺谋拍摄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便占有3亿的份额；而2009年的电影放映虽未收宫，却已有60亿元票款入账，上映两周有余、拿到两亿票房的《三枪拍案惊奇》虽然仍称得上是攫金大户，却陷入群雄争霸的苦战。无论是奇幻风格的《风云2》，还是夺宝套路的《刺陵》，尤其是声势浩大的《十月围城》，都撕扯着张艺谋团队的财富大饼，令他再没有往昔鹤立鸡群的雍容气派。

　　三年的时间，中国电影市场从一盆半冷不热的温吞水成为岩浆喷涌的火山口，时势造英雄，也要求昔日的英雄图谋破局的新策。

　　《三枪拍案惊奇》是张艺谋团队审时度势的一种结果。从电影剧本而言，美国科恩兄弟的《血迷宫》虽然是国内电影观众鲜有所闻的小众电影，但“中国导演改编好莱坞名作”的噱头，至少显示出张艺谋作为国际级大导演的身价，这也是本片在电影评论界抢先占领的制高点。当然，面对与《血迷宫》素昧平生的万千中国观众，张艺谋端出的还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北乱炖：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班底——特别是在09年春晚异军突起的小沈阳做主菜，配上《武林外传》的佟掌柜和当红的电视剧大佬孙红雷，希望用通俗艳丽的面料裁剪出一身流行式样的定制时装。

　　当张艺谋团队和赵本山团队会师银幕的时候，诞生了《三枪拍案惊奇》这部在张艺谋的导演创作史上最“俗”的作品，也因此引发了雅俗之间巨大的争议。

　　对这部影片持批判立场的人认为它是一部加长版二人转，所谓“因俗而恶”，丧失了电影艺术的文化品位。褒扬者则强调电影的大众娱乐性和商业性，既然有那么多观众捧场买票，而且在影院里被哈哈逗笑，那么一部商业影片的使命便告完成，没有必要纠结于虚无缥缈的文艺气质。更何况，赵本山以通俗的小品称雄大江南北，连门槛高过天的央视春晚都成了赵家的自留地，凭什么不能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小品和二人转融入电影这门综合艺术当中呢？

　　这的确是只有张艺谋级别的电影导演才可能遇到的非难。

　　在2009年风起云涌的中国电影界，以恶搞、滥俗为标志的影片不在少数，《熊猫大侠》《火星来客》之类的“山寨电影”颇有泛滥之势；曾经与张艺谋并肩站在“第五代”前列的田壮壮和何平导演，也因为《狼灾记》和《麦田》两部不成功的电影，基本上被一击出局。张艺谋作为电影巨擘的品牌价值，就在于近年来影片饱受非议的同时，依然能保证票房的成功——虽然在《三枪拍案惊奇》的售卖过程中，他也不得不设宴款待上海的影院经理，冀望以个人影响力保障影片的档期。

　　电影旗手的自我退却

　　尽管《三枪拍案惊奇》仍在延续张艺谋票房不败的纪录，但影片本身的媚俗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拿小沈阳毁誉参半的“娘娘腔”表演作为卖点，还是两个面馆伙计口齿麻利却突兀出戏的“讨工钱”智力抢答，抑或是电影台词中各种“本山体”俏皮话，都是令电影消费的主体——生活在大、中城市的青年白领，难以完全认同的娱乐元素。从导演创作角度而言，这部影片除了在影像上保持了张艺谋对浓艳色系的传统偏好之外，其他方面几乎看不出导演自身的艺术特质，倒更像是“刘老根大舞台”的一次银幕集体习作，“二人转”演员们在语言和形体动作上的夸张表演，甚至消解了故事本身的戏剧张力，让影片沦为以插科打诨、连滚带爬为笑点和卖点的大棚滑稽戏。

　　以“俗”入戏从来不是艺术创作的障碍，特别是电影这门大众艺术，阳春白雪反倒乏人问津。但“俗”的只应是作品的表象和技法，譬如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通篇老北京“下九流”的生活场景，尘俗市井，内里却跃动着一颗人道主义者高尚的心灵。宁浩拍摄的《疯狂的石头》同样有搞笑的俗套，但荒诞之余不乏对小人物的悲悯。而张艺谋在《三枪拍案惊奇》中，却没能为它俗丽的躯壳安放一具有生气的灵魂。在小品式的俏皮和二人转的调笑之外，他懒得再赋予这部作品以情感、智慧、义理甚至电影人的艺术灵光，就让它作为应景的年终产品，打上“张艺谋制造”的图章，投入到红红火火的贺岁档当中去。

　　张艺谋和他的亲密战友张伟平都相信品牌的力量，后者甚至断言张艺谋的名字便价值4亿票房。不过，品牌的营造需要常年的积累，毁损它却往往不需太大的力量——《无极》之后的陈凯歌就曾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与“二人转”演员的声誉主要来自民间口碑不同，电影始终行驶在艺术与娱乐的双行线上，一名优秀的电影导演不但要面对电影院内的普通观众与票房排行榜，还要接受来自报刊舆论、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评论与检验，甚至要预期自己在电影史上的盖棺定论——这既是电影作者的殊荣，也是他们必须肩负的艺术之轭。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自觉，世界各国但凡有些声望的电影导演都轻易不做极端的尝试，越是在江湖上成名成家的高手便越发爱惜羽毛，哪怕被人嘲笑因循守旧，也不肯投拍自毁声名的低劣之作，更不会将自己的身价降低到B级片导演的层次，拍摄那些山寨风情的恶搞电影。

　　很不幸，在当代中国，影评人或电影史家并无制约导演创作自律的压力，唯一能令电影人动容的，似乎只剩下“票房”二字。

　　当代中国电影界的隐忧也正在于此，他们迎来了一个观众爆棚、票房井喷的好年景，却无心以十足的诚意制作品质精良的电影产品，而是草率地拼凑些廉价的笑料，点缀几个当红的噱头，将它们趸售给乘兴而来的消费者，毫不在意他们会在电影结束之后败兴而归，甚至坚信来年会有同一批傻瓜再来捧场。

　　很遗憾，身为中国电影旗手、笼罩于大师光环之下的张艺谋，非但没能倡导一种更为健康诚挚的创作思想，反而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膨化速食电影”的制造厂商中去，鄙视那些曾经存活于他心中的理想与情怀。这是他个人的局限，也是我们这个电影镀金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