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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川一个人的思想混乱并不可怕，这个世界上本来各色人等、各不相同，问题在于，这样一部影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们愿意为它埋单？

　　电影是危险的

　　文/崔卫平

　　雷颐先生著文《丧失底线的陆川》，批评陆川竟然能够这样说话，陆川说：“日本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中国人付出那么大代价，活点儿人下来都归功于一德国人，太可笑。”其中“一德国人”指的是“拉贝先生”。这番话针对的是同期上映的另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拉贝日记》。作为历史学者的雷颐为此感到十分讶异：“为了票房，他已不顾基本史实，把那20万中国人之所以活下来说成是日本人觉得没必要再杀！”

　　如此荒腔走板的话，陆川说得比这还要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时，陆川提到“汉奸电影”的批评，认为这些议论“恐怕大多来自一个统一的源头”，而他正在面临的是“‘娱乐营销’引发的另一场战争”。且不论这样的话是否符合一个创作者的身份，他居然将眼前的这场“娱乐战争”，直接与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出于同样的逻辑，有着同样的肌理：

　　“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我们以前老是把日本人对我们的仇恨故意夸大，其实日本对华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它想成为大陆国家而不想做一个岛国，它贪图你的土地、矿藏，广袤的财富⋯⋯战争发动一定会有一整套意识形态工作的跟进。比如首先是宣传，舆论绑架，营销他的战争思想，要控制渠道。”

　　根据陆川的意思，迄今我们对于当年侵略军的看法需要修正，他们不过是贪图利益罢了，并且因为这个动机，他们的行为在今天就应该被重新评估，得到更多的理解。在他看来，目前他的影片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之恶，与当年的侵略军有一比拼。不知道陆川是否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为了眼前的票房之争，他一再陷入了为侵略军脱罪的泥沼。

　　雷颐先生在批驳上述那段话时质疑道：陆川认为将“活点儿人下来”归功于德国人显得“太可笑”，但是将这归功于日本人“没必要再杀”，就不可笑？

　　既是立场的混乱也是逻辑的混乱，在影片中也同样比比皆是。在大屠杀的背景之上，凸现一个日本士兵的良心发现，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影片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一边是遭受烧杀奸淫，哭叫连天；另一边是这个日本士兵纯洁的面容、错愕的表情，眼前发生的一切与他格格不入。那么，谁需要为这场巨大的惨剧负责？

　　说到底，陆川一个人的思想混乱并不可怕，这个世界上本来各色人等、各不相同，问题在于，这样一部影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们愿意为它埋单？据悉，这部片子被指定为建国六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既然是献礼，也是献给亡灵，或者说首先是献给他们的。拿这样立场和逻辑双重混乱的影片，放在亡灵面前，是想让他们安息还是不得安宁？在今天思想解放的前方，难道只能是思想混乱？

　　不久前传来在钓鱼台国宾馆为电影《南京！南京》举行授牌仪式，授予这部影片为“红军小学建设工程——全国红军小学爱国主义指定影片”，出席者也有多位领导。读到这样的消息，让人担心这些领导本人是否已经看过了影片，因为片中仍然有许多对于少年儿童来说不相适宜的镜头；也不知他们是否听取了来自观众激烈的批评意见。将一部正在热议中的影片指定为爱国主义教材，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围绕关于《南京！南京！》的批评，我们还可以重新反思电影局包括审查制度所扮演的角色。电影远远不同于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的行为。因为各种原因，制作者有可能无视基本社会价值，引发广大观众的极度不满。因此，矛盾不仅在从前的创作者与审查制度之间，而且还在电影的利益集团与广大观众(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之间。作为政府，应该多多听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并且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充当一个仲裁者。

　　电影这个东西是危险的，首先因为它的商业性质。不被观众接受，意味着巨大的投资不能回收。压力之下，应该考虑的如何满足观众的要求、如何适应观众的心理，尊重他们而不是挑战他们。而如果挑战的对象是社会大众对于自身历史的了解，挑战他们在背负历史时表现出来的道德感、正义感，挑战他们对于我们民族苦难过去的认同认知，这真是一个令人咋舌的主意！而另外有人却愿意公开为挑战公众道德的行为埋单与垫背，同样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这样的影片，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一枚深水炸弹。

　　电影的危险还在于它的透明度，一部影片出现在电影院，就如同一个皇帝走在大街上，他是否光腚，观众看得一清二楚。而电影院是个黑暗场所，银幕在明处，观众在暗处，他们对于一部电影的窃窃私语、评头论足，拥有天然优势。他们依据自己的方式看电影，不受他人引导。 ★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