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但它被开发出来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
★ 文/朱大可
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经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2003年8月,由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的《云南映像》,率先提出了“原生态歌舞集”的理念。次年8月,山西左权举行的“全国民歌南北擂台赛”,也在音乐领域引入“原生态”一词。随后,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5年南宁国际民歌节,原生态民歌再度引人注目。今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原生态”意指尚未被艺术加工的民间质朴艺术形态,而在更广泛的全球视野里,它还应当囊括所有未遭现代商业文明摧毁的原住民文化。对于中国这样的资源丰厚的大国而言,“原生态”资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自然、历史、地域和少数民族。其中,自然景观的开发已基本穷尽,历史文化(原典、墓葬和古建筑)的发掘也濒临终结,地域文化(民居和民俗)亦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崩离析,只有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尚未开采。原生态的绚丽歌舞,被封存于边陲群山的贫穷村落里,长达十多个世纪之久。它的重新发现,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全国性狂潮。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像》的启示。这个歌舞集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来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互相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的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1950年代在全国开始的普通话推广运动,也有利于国家主义文化的传播,而在文盲占大多数的背景下推行简体字,则有利于迅速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但经过近50年的实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两项推广运动的弊端。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的废止,导致地域文化的严重退化,并且还将继续退化下去;繁体字的废除,令年轻一代在接纳传统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意识障碍,古典精英文化无法得到承袭,恰恰相反,那种拒斥和反感心理的普遍增长,为群众对于古典精英文化的大清洗,奠定了幽灵式的心理基础。而这两项改革的负面效应,至今都未能得到必要的反思。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1990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即将完工的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