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整体上看，现在电影创作质量仍然需要好好提升，部分国产商业大片题材雷同，风格单一，回避当代生活，缺乏现实意义，远离大众意识；部分影片存在思想意义浅薄、艺术表现平庸、制作水平粗糙等问题。这应引起足够地重视。

　　《瞭望》：去年《变形金刚2》《建国大业》《2012》三部影片集体跨过票房4亿元大关，其中两部是美国影片。今年年初又有《阿凡达》。国内市场上，国产电影和进口电影的竞争态势如何？

　　童刚：民族电影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与发展，一向为很多人所关注。我认为，拓展并创造民族电影的发展空间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正视同进口影片的激烈竞争。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电影的渗透力是惊人的，几乎遍布五大洲的各个地域。如果不采取自强措施，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市场可能都被美国占领了。

　　我国台湾地区在放开引进美国电影之前，每年有200多部的产量，电影业非常红火，这得益于当时对进口电影拷贝有所限制的政策。但是市场开放之后，引进美国电影的拷贝数就逐年增加，到现在达到了60多个。如今美国影片已经占据了台湾地区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认为这种结果的出现是不幸的。

　　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好莱坞还显示出了一些对抗和抵御的能力。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每年进口20部分账影片，但是我们提出，在进口的20部影片里面有美国影片，也要有其他国家的影片。这个政策为我国民族电影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空间。近几年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保持在55%以上。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争取靠实力赢得更高的市场分额。

　　曾感到无路可退了

　　《瞭望》：您在电影圈里摸爬滚打了28年，最早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童刚：1982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学生还是包分配的，自我选择的权利不多。我被分配到了当时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公司。对这个结果，开始没有准备，但想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酷爱看电影，8分钱一场的周末电影，场场必到。那时候觉得看一部好电影是特别大的精神享受。《少林寺》《追捕》《魂断蓝桥》《百万英镑》等经典电影让我至今回味无穷。

　　《瞭望》：您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曾任中影发行公司经理、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影公司总经理，与那时相比，现在电影产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童刚：最大的变化在于机制！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事业机构，而现在则走上了市场经济、产业运营的道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在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时代，曾经创造过293亿人次的年度观影纪录，至今仍未打破。电影在那个时期的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随着多元文化消费方式的兴起，电影事业一度走入低谷。

　　1993年4月我从中影公司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厂里分工负责财务、发行和合作制片工作，但因为发行影片连年亏损，1700多人的大厂，财务的账面资金还不足20万元。到厂的第三天，厂长就安排我回原单位借款。

　　上世纪90年代，国有制片厂都举步维艰，影院纷纷倒闭，为求生存改造成歌舞厅、娱乐城的比比皆是。电影行业曾尝试打破影片统购包销，实行自产自销的市场格局，但对电影行业整体定位仍未改观，这些改革措施也没有引领中国电影整体性走出低谷。

　　《瞭望》：2003年2月您被任命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那时候情况怎么样？

　　童刚：那正是美国电影强势出击、风头正旺的年代，很多国家的民族电影工业受到美国电影的影响，一蹶不振。我国电影市场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电影行业又赶上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适应期。电影产量和票房收入都不乐观。1997年至2002年，我国电影的故事片年均生产不足100部，年均票房收入不到10亿元，其中大部分还依赖美国的分账片。这种局面让人感到无路可退了。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电影产业化改革开始全面实施。制片改革“降低准入门槛、增强服务意识、简化审批程序”；院线制改革减少了发行层次，优化了产业结构；推进国有集团化改革，调动民营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城市多厅影院兴起，推行农村数字化放映……这7年中国电影一直在产业化的道路上摸索，到今天的状况，可以说是在好的政策指引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电影界全体同仁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瞭望》：作为一名观众，您最喜欢什么电影？

　　童刚：《沉默的远山》，你看过吗？我觉得不错。其实每年有不少好影片由于各种原因无缘同观众见面。希望媒体的朋友能帮我们出出招。最近的《十月围城》《孔子》，还有《建国大业》《梅兰芳》《集结号》《英雄》……观众喜欢看的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