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演员合作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性，我就是会鼓励演员尽量多地去表现，但是我一般来讲会很注重把演员引领到一个需要的方向上去，导演没有什么本事，他只是一面镜子，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是无法看到自己的，他沉浸在角色的塑造中，导演就是一面镜子，通过镜子反射出来，然后帮助演员很清晰地去把握这个方向。即便是业余演员，我都是跟他们讲希望表达的样子，也许这样就会看到在整个电影的风格、氛围中，演员呈现了另外一种面貌。这样你会觉得很高兴。

　　要记住2002年，这一年，艺术的张艺谋变成了商业的老谋子。这一年《英雄》成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引擎，与此同时，张艺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对他的批评成了整个电影市场的一部分，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张艺谋从不回应，只是埋头做他的电影，《十面埋伏》、《黄金甲》相继出炉。在“习惯性高票房”和“习惯性批评”混合的氛围中，他的低调被认为是老谋深算，或者是老奸巨猾。褒义也好贬义也罢，张艺谋似乎是越来越神秘，这种神秘感并没有因为他执导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而消减，反而越发被神化。《三枪》英文版译名被叫做《一个简单的面条的故事》，海外发行方希望用“简单”一词将逐渐被神化的张艺谋拉回“人间”，外国人是不是比我们更了解张艺谋？而我们的媒体对老谋子的批评中又有多少是误解的成分呢?

　　关于自己——我当不起大师

　　`记者：您刚转型拍商业片的时候，迎头遭到很多指责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漫骂，当时怎么想？

　　张艺谋：打心里说谁不想让人夸深刻，谁不想让人说这个人坚持着独立思考和人文精神，这个人一辈子不流俗、不媚俗，谁都愿意得到这样一句称谓和评价，但是实际上恐怕又不是送一句话就能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自己还是要有这样一份大局观吧。

　　记者：您在中国电影界，包括在世界都是公认的电影大师了，您认为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叫电影大师？

　　张艺谋：实际上我自己认为我当不起这个大师，我自己认为标准是很高的，还不是大家随便封一个封号，反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送点儿帽子大家都不拒绝。我自己认为那种最了不起的人，他们创造了一个历史的人才是大师。比如说亚洲的黑泽明是我崇拜的，都是亚洲人，我跟他比还差得很远，欧美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他们带动了一个时代，带动了整个人类前进的脚步和新的观念。

　　记者：平时上网看别人对你的评价吗？

　　张艺谋：看，有时候看到观众对我作品的纵向、横向的讨论，网民们发表的各种看法，你自己会觉得都是关爱，因为网上的东西是不加遮掩的，常常是极其尖锐的，你看我从来就不生气，我就是认为中国人老讲恨铁不成钢，他就是有这份心，所以他愿意骂两句，其实是你做导演的幸福。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

　　张艺谋：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幸运者，是时代给了我许多机会和可能，包括执导奥运会开幕式，人就是这样的，在一次一次时代给你的机会中，你不断地验证了自己的能力，你就多了一份自信，你多了一份自信你似乎又比同代人多了一份机会，所以它是滚雪球这样累积的一种成就，是这样得来的。我从不高看自己的成就，自我评价就是这样。

　　记者：从您开始做市场化的电影开始，到今天风格上颠覆性的《三枪》，您的改变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您以后还想怎么改，还有什么出奇的招？

　　张艺谋：其实也没有什么了，所谓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拍市场类型的电影，一方面拍文艺片，不会完全丢掉哪一种类型，我自己认为大的方面电影可以分为这样两大类型吧。不断地去拓展自己的多层空间，你可能才会有一种互相的取长补短吧。拿商业类型的电影来说，你的取长补短就是让它要具备某种文艺片的气质，也就是说具备某种我们平常所习惯说的好的思想、好的观念、好的人文精神，这就是你要在这个商业片领域所要把握的，同时文艺片的取长补短也是一样的，你在拍一个小众的文艺片的时候，可能你会考虑到大众的接受，你会考虑到它的通俗易懂，你会考虑到它的所谓好看，这个对你去表现一个小众的精英意识的文化作品，不是反面的，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想这两方面不断地取长补短，其实很难，也许一辈子都做不到一部吧，雅俗共赏谈何容易。

　　记者：明年为什么选择拍摄《山楂树》？

　　张艺谋：《山楂树》是文艺片，《山楂树》是网上流传的一个爱情小说，我有过知青经历，拍出来好坏单说，我考虑的是，现代更多的观众不是立足于那个知青时代的人，他们不是带着经历者的那个情绪看的，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有不少功课要做。

　　“第一人”要么成为先烈，要么成为英雄，当先烈的几率远远大于英雄，这是历史的宿命。张艺谋是中国商业大片的始作俑者，他拍的第一部商业大片叫做“英雄”，“英雄”一语成谶，张艺谋没有成为先烈，而是成为了当今中国影坛真正的第一人，这也是他的宿命。

　　在他眼中，今天中国的所谓商业片、所谓主流的电影，其实才刚刚起步，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中国电影还是一支弱小的力量，中国电影产业要壮大，一定需要大量吃螃蟹的人来参与电影。没有产业化的支撑，中国电影的路就会越走越窄，最后就是死路。中国电影工业不能重走韩国、香港的道路，现在需要更多的人暂时性地致力于所谓的通俗，暂时先致力于所谓俗的制作去保证它的数量和质量，从长远看对中国电影一定有好处。

　　关于电影——电影不是博物馆文化

　　记者：有一个现象，从《英雄》、《十面埋伏》、《黄金甲》到今天的《三枪》，您自从开始给市场拍片以来，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您所有的商业片都是放在一个很遥远的时代，这样做是容易阐述自己的主题，还是说这样一种形态更能体现您的审美取向？

　　张艺谋：应该说容易一点儿，因为现实主义题材，尤其是当代题材不太容易把握，不太容易说得那么透彻，总是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不一定是我自己所谓的审美取向，应该说是我整个电影中的倾向性，大部分选择的都是历史题材，对我来说就是那么简单，自由度会大一点儿。

　　记者：现在还有拍《红高粱》时的感觉吗？

　　张艺谋：完全可以，要看故事，我自己其实在选择故事上，并没有固定的看法，我也并没有说专门给自己画一条道，规定一个方向和最近的一年我要干这个要干那个，还不是的。应该说还是比较被动地去选择，我宁可保持那种选择的新鲜感，所以很多观众喜欢我早期的电影，我自己却认为我仍旧是一个被动的选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