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个做音乐的，以音乐家的身份参与到电影活动中。如果整天看电影或者接受采访，我也做不了。”

　　崔健：“摇滚教父”的电影秀

　　《环球》杂志特约记者/董铭(发自威尼斯)

　　以前，崔健用摇滚音乐来表达自己、认识社会。20年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传说中的“摇滚教父”逐渐喜欢上了电影。

　　去年年底，当崔健宣布执导《成都，我爱你》的时候，有些人猜测，他不过是在玩票。现在崔健用行动证明，他这次是来真的，除了热爱音乐，做电影也是他的一个梦。

　　《成都，我爱你》原来是三个篇幅，分别是过去(1976年)、现在(2008年)和未来(2029年)的成都故事，共同主题是讲地震灾难带来的创伤和痛苦都可以因爱而消融。

　　影片的“过去篇”由香港导演陈果执导，其代表作是《榴莲飘飘》；“现在篇”则由韩国导演许秦豪执导，其代表作是《八月照相馆》，在两位专业导演面前，崔健可谓“一无所有”。

　　崔健选择了“未来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营造一种现代人不熟悉的气氛”。这个片名叫《川桑巴》的故事讲述了20年后两个年轻男女的爱情——谭维维扮演的“川桑巴”舞女，一直寻找在地震时救过自己的男孩；而黄轩扮演的男孩，却在一次打斗中，误伤了谭维维的哥哥，两人就这样带着爱恨邂逅了。

　　在前不久结束的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成都，我爱你》成为其史上第三部华语闭幕片。《环球》杂志特约记者作为第一批观众，在影片首映后专访了崔健。

　　“我从林浩身上找到灵感”

　　《环球》：为什么会考虑去拍电影呢，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崔健：有种说法叫触类旁通。拍电影其实只是因为我除了做音乐外还有剩余时间，我只是想让我的生活更充实，别的做音乐的人也做其他事情啊。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拍摄过程中的意外。都准备好了，总是出现很多其他的事情。以前我做过一个手机电影，很短。制作音乐和电影的过程一样，技术上却有很多差别。到了后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前面疏忽的东西，再弥补回去。我缺的还是经验，尤其是对画面的把握。

　　《环球》：选择拍摄“成都”这个城市题材是出于什么考虑？

　　崔健：我以前去成都演出过，那里的人很喜欢摇滚，我也想过，桑巴音乐和四川结合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影片中有“川桑巴”的舞蹈，一种音乐精神传达出来，一种对四川未来的想像。我对这个城市的听觉有很好的印象，方言是一种感觉。再说我觉得不管未来的成都怎么样，影片中的树林、都江堰啊都还是会存在的。

　　《环球》：那为什么会选择两位新演员，而且是选秀歌手来拍摄这部电影？

　　崔健：我主要看中他们的爆发力，其实我对表演的分量并不是很看重。我对选秀也不太关注，这些活动都有太多商业性，和我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有差距。黄轩是我自己选的，没什么标准，就是自然。谭维维也很符合我最初的设想。

　　《环球》：那你选择拍摄“未来”这部分是出于什么考虑？

　　崔健：三个故事，过去，现在，未来。我是最先挑的，我是设想地震后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尤其是那个电视里的小英雄“林浩”，我印象很深。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我的灵感就从他身上产生的，以前都不相信那么小的孩子能救人，后来我相信了。这故事的构思就是这么来的，我设想他救的那个女孩子，二十年后又重逢会是什么样子。整个过程我也觉得挺好玩的，没什么压力。

　　《环球》：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你的这段“未来”的故事想表达什么？

　　崔健：我觉得是“能量”，能量是故事的基础。一般人们觉得有能量就是武力，是危险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我认为能量是美好的东西。

　　《环球》：你提到了“能量”的概念，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用武术、音乐这些元素来具体表现能量的呢？

　　崔健：因为我特意接触过许多练武的人，他们特喜欢摇滚乐，因为那“有劲儿”。这么说比较俗，但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那个动物的美确实体现在上面，人们喜欢动物的美，因为它有那种能量，练武的人也欣赏这种美，我觉得摇滚乐也有这种特点。摇滚乐有时会被认为是洪水猛兽，但我觉得，所谓猛兽，就是一种能量。我们忽视了能量的存在，就等于是违背了真理。我觉得很多艺术，都是通过能量来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