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前，我是一个很爱放炮的人，动不动就炮轰这个，炮轰那个，你看这两年没声音了。我现在炮弹有的是，但是没时间放了，我得忙我自己的事，我不能掺和你的事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崔永元说。《电影传奇》播放刚刚结束，由他策划制作的口述历史节目《我和我的祖国》又开始在央视一套播出。远离喧嚣的时事，崔永元觉得与历史打交道的生活更加快乐。

　　新节目 做出来对老人是个安慰

　　新京报：《我和我的祖国》涉及到大量采访，是不是有难度？

　　崔永元：我们当时做这个采集的时候，不是为电视节目采集，是想建一个中国口述历史馆，将来大家搞学术研究都可以去看。但是后来好多老人年纪大了———我们采访的平均年龄都超过80岁，最大的105岁，他们有时会说，“小崔啊，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问得我压力挺大的。所以有国庆60周年这个机会，我们就做一个系列节目，哪怕给每个老人弄上个10秒20秒，对他也是个安慰。

　　新京报：采访怎么进行？

　　崔永元：一般是从记事的时候开始说，一直说到现在。我们采访队就驻扎在老人家旁边，找一宾馆，然后采访三天，休息两天。采访队会利用休息的时间复印老人的日记、照片，过两天老人缓过来了再接着说。有的人两段采访能差半年，一开始我提了个要求———得提醒老人穿一样的衣服，后来发现实现不了，从短袖就变成棉袄了(笑)。

　　新京报：人都有选择性记忆，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后续工作来考证？

　　崔永元：一开始我们考证主要是用百度和google，后来叫停了，太不靠谱了，所以我们要用史书、史籍，要用档案馆的资料。但还是要这个口头叙述，因为民间的不一定准确，官方的也不一定那么可靠，口述史他有他个人的视角在里边。

　　新京报：你会亲自去做一些重要的采访吗？

　　崔永元：做不了，我是指挥，各组每个礼拜和我通报一次。发个短信说采访了多少人，用了多少盘带子，扫描了多少照片、书籍，还有谁谁谁又提供了什么线索。我来决定马上访，还是按原计划。这个决定怎么做呢？一个是看他在这个事件中的重要性，第二就是看他的身体状况，从年龄大的往年龄小的排。所以做《电影传奇》时，我们说做一个新电影吧，郭富城坐那儿接受采访，我那时候特不适应，他比我还年轻呢。

　　新京报：第二集中采访的《歌唱祖国》的作曲家王莘，把很多人都看哭了。

　　崔永元：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也是特别难受，他当时已经说不了话了，一张嘴就嘤嘤嗡嗡的。后来他的爱人和儿子就把刚才他说的复述给我们听。他一辈子都在参加征歌。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后来有一天突然间血压升高，所有的都不正常，原来刚才广播里说了一条消息，说北京奥运会要征歌了。两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没想到奥运会开幕式唱的第一首歌《歌唱祖国》就是他写的，也算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