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月蚀》时没有什么大困难，都是在能够掌握之中的，拍摄很顺畅。他发现自己特别适合做导演。一个导演除了电影本身之外，还必须要操作、驾驭和组织一班人，这个第一次对他来说出奇地轻松和愉快。

　　他把这归结为在西影厂做副导演时的经验，那几年看似没做出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可能准备了电影最重要的东西，剩下的就是天生的了。”

　　上大学前，他在家乡延安歌舞团、陕西省歌舞剧院跳了八年的舞，情窦初开，自由自在，因为演出在世界各地游走，被打开的一个大世界，人情世故的积累，后来又在团里当舞蹈编导，要从全局设计把控……那些历练，都是他后来做导演的底子。

　　《月蚀》拍竣，2004年在当时国内的第一个艺术院线“A-G院线”短暂地公映之后，国际版权在海外卖得也不错，好歹跟投资方有了个交待，所以他也没有太大的内疚。有人因此说他是“第六代”导演里最幸福的，没经过那种寻找投资的折磨。

　　他想得很简单：电影总是有人要拍的，总有资金要为拍电影付出，缺的不是钱，而是好剧本。上大学大家为了分数为了分配送礼的时候，他就想电影学院总需要一两个好学生吧，那就成为好学生里面的一个好了；写剧本也是一样，与其用几年时间不停地找资金，不如先好好写剧本，只要东西好了，自然会拍成。

　　“电影节也一样，这么重要的电影节，肯定需要真正优质的电影，尽管也有运作在里面，就算运作有一半，可还有好电影。”

　　拍第一部《月蚀》时，他妈妈看了以后说不喜欢。那会儿他听了还特别高兴，觉得这个电影本就不是给她们这个人群看的，感觉自己的片子很有文化气质。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误区了。“当时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荒谬了，什么样的人都喜欢的电影，才是好电影。你应该有你的思想，但思想也是要附着在故事和剧情之上的。”

　　后来父亲看了《图雅的婚事》后，称赞说这是他三部影片里最好的一个。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他，他的自我感觉、对电影的把握已经足够成熟了。他意识到电影必须应该是在电影院里放的。

　　“不要一提艺术电影，就是在国际怎么着怎么着了，甚至是边缘的、地下的题材。我的电影是正常的，表达是正常的，我并不想艺术电影作为一个异端存在。”

　　《图雅的婚事》获奖后，德国一家著名的电视台采访王全安，对他提了一个问题：“我们之前看一些中国电影，觉得有很独特的东方特色。但是看完《图雅的婚事》，我们完全没有觉得这是一部中国电影，我理解它全部的内容。您觉得这是一种倒退还是进步？”

　　王全安告诉这个德国人，这正是他自己非常欣慰的地方。

　　“这个才是正常的，说明我们的电影跟人家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原来总是被强调‘特色’，这就暗含着不平等，意味着你没法跟他们讨论正经话题。我们终于不用再替东方魅力来回答来说话了。”

　　时间表

　　这个出生并成长于延安这片土地上的性情中人，心态坦然而从容。拍电影给他带来的最大快乐就是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有的人表达不出来，有的人表达出来而别人却不认可，这都是问题。当想表达的东西通过电影让别人认可了并给别人带来快乐，这可能是他最大的幸运。

　　他也算不上是一个多产的导演，至今也只是拍出了三部片子而已。但是当他决定这一辈子就拍电影时，实际上就有了自己的时间表了，三部电影在他的时间表里，不多也不少，每个电影有每个电影要做的事情。他也并没有处心积虑地在一开始就想要拍个什么电影、在外界得到个什么结果，最重要的只是对自己的印证。

　　就像一场长跑，你知道这是一个长跑，要计算好体力，前面怎么跑，后面怎么跑。而不是一个短跑，不是一个拿个奖就完了。如若仅仅只是为了一个百米冲刺的冠军，那样的话，这一生就有点索然无味了，或者，这样的一生也有些滑稽。

　　王全安始终相信，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坦荡，是因为他依然在为初衷活着以及经历了好多之后有所成，并获得一种越来越自由的感觉。“我最大的成功就是初衷始终没有改变，元气未伤。人生就是把你固定在不同的地方，你就得不停地挣脱，挣脱了就获得了能量，挣脱不动那就是结束……”(文-欧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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