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助教 学习与人相处
新京报:你在大学里学的是翻译,有没有考虑过走翻译这条路呢?
林夕:从来没有过。我从中学开始已经视填词为最佳选择了。当时碰上一些文学作品,觉得“不能自拔”,就被它们“拉下了水”,觉得写歌词很过瘾。我深信以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爱好,如果不是选择修读翻译,后来是不会主动读外国文学的。
新京报:毕业后,你当过香港大学中文系助教,那段日子对你日后有什么影响吗?
林夕:助教时代,我第一次住宿舍。宿舍里人与人之间比较赤裸的相处,跟我成长的传统家庭气氛很不同。以前从未试过,睡着睡着,忽然有人敲门进来,无端说要“聊天”,挺难忘的。以后有机会跟伴侣同居,跟这种朋友兄弟之间的“同居”也不太一样。那时候舍监屡次警告我:作为助教,要跟学生保持距离,才有“权威”。我当然不信这一套,我相信自己开放一些,就能跟人有更好的沟通,那时,我提早学习了如何与下属成为朋友。学生随时穿着睡衣裤就来上我的课,我觉得没什么不妥。
工作时光 修正罗大佑“胡思乱想”
新京报:你先后在平面媒体、电视、广播等不同媒体工作过,在适应环境方面有没有困难呢?
林夕:这方面我完全没有困难,我适应能力很高的。广东歌先曲后词,往往要配合旋律的手法写出自己内心想表达的词,这也是适应能力的训练。在不同行业,报馆、电视台,虽然是弱势电视台,仗更难打,训练更严厉。后来到唱片公司,也是不容易的一盘生意,我要管人,管数(账务),大方向由老板罗大佑“胡思乱想”,我做一些修正,怎样让公司成规模。结果是幸运地赚钱收场。以前偏食文学,后来需要了解商业电台的训练,从广告制作到公司的顾问,不止是一个层面。我的角色挺危险,要跟管实际人事安排的主管直线沟通,很容易惹来矛头。但我有同事说过:我几乎是唯一没有树敌的人。幸运的是我早就学会了与下属真诚交心。其实我最记得的对白都来自喜剧,好似还是周星驰,其中有个配角经常说“我要以德服人”。开会是为了找一个答案,当听见很糟糕的提议,我不会直接打击,而会婉转说“这个不是不可行,不过……”,不去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这样做,是不是太有心计?我觉得也不是,我永远就像水一样,尽量帮助大家水乳交融,不管岗位高低,这是很能令你工作并快乐的。
生活状态 “鬼片迷”与“周星驰迷”
新京报:我知道你不喜欢“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那你会不会想哭就哭?一个人哭?
林夕:也会看场合。一个人哭……有时候跟朋友谈起一些已经过去了的人,因为怀念,会哭。但我记忆所及,最近哭的原因,是因为四川地震。有时候情景,回忆起来,歌曲那么感性的工具,会成为我怀念的背景。一个人哭,真的很惨。通常如果有催化剂,比如听惨歌,一个人会哭。但其实不用担心,听惨歌,听得越多,痛苦的快感其实是会递减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一个人哭的,眼泪除了是感情的消耗品,有时也是情绪的炫耀品,有人在场,潜意识会哭得痛快些,连哭都没有观众,那就是“将孤独变成了百年的孤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