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乐人窦唯因对新京报的报道不满，于2006年5月10日到该报交涉未果，一怒将报社内的电视、电脑等摔砸在地，并一怒将报社门前的一辆轿车点燃。当天晚上，警方初步认定窦唯的行为涉嫌纵火，将其刑事拘留。5月26日，窦唯被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在时隔1年多后，2007年8月2日，窦唯向媒体证实从法院拿到了检察机关起诉书。
窦唯案有什么内幕细节？检察机关起诉时对该案如何认定？今日下午，正义网邀请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许身健与网友就窦唯案件在线交流。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窦唯大闹新京报怒烧汽车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请来了3位嘉宾，这两位是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刘文惠、易彬，这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许身健。我想让刘检察官从起诉认定这个角度给网友介绍一下案情。
刘文惠：窦唯这个案事实是这样的，在2006年5月10日11点多，被告人窦唯在本市的宣武区永安路106号，北京新京报报社内，因为对该报有关他的报道不满，所以将报社的电脑、显示器、DVD等物毁坏，经鉴定，这个价值是1644元。同日的下午的18时许，被告人窦唯又在新京报社门前，将新京报记者周松的汽车上泼撒汽油点燃毁坏，这个损失价值是5379元。事后，被告人窦唯立刻拨打110报案。本院认为被告人窦唯无视国法，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5条的规定，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我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要求法院追究被告人窦唯的刑事责任。
主持人：从犯罪构成来说，为什么我们认定他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而不是纵火罪。
刘文惠：纵火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是不同的罪名，一个是轻罪，一个是重罪。被告人窦唯主要是选择以放火的方法毁坏汽车，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但是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认定公共安全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别。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窦唯在放火毁坏财物之前，主要是与新京报发生了矛盾，刚才我说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因为对报社的报道不满，砸毁了部分电视机、DVD，保安不让他再进入报社，他在无奈之中买了一瓶汽油，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准备烧车了。当时前面有保安，保安发现他包里有一瓶汽油，不多，发现他有要烧车的这个迹象，这时保安都准备好了，你要烧车，我们就立即用灭火器灭火。
刘文惠：从这方面来说，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我们考虑到：他的主观动机来说，还是以报复或者是损坏财物为主，他损坏的财物还是一个特定对象，这辆车前风挡下有一个新京报社的牌子，他的主观目的还是毁损，从客观表现来说和他的主观交代还是能相互印证的。他烧毁车辆的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点是特别不确定，咱们指控他放火罪的证据就不是很清晰，所以检察机关是以故意损坏财物罪认定的。
易彬：纵火这个词，在刑法规定上没有纵火，只有放火罪。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危害公共安全，放火罪在刑法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种，放火的行为是足以危害不特定人或者是财产的安全。在这里刘检察官也介绍了，他实际上危害的就是特定的物，而且从特定物摆放的位置、汽油的量和保安拿着灭火器来看，着起火来对其他的房屋或人员的危害程度不大，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觉得他不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要特点，更像是故意毁坏财物。
主持人：这个案子从去年到今年起诉，时间差不多将近一年多，这一年中公安机关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符合法律上的一些规定？
刘文惠：这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窦唯这个案件是在去年的5月10日立案，5月25日公安机关对其采取的取保候审的措施，在这个期间，公安机关做了大量的侦查工作。在今年的3月30日，这个案件由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期间，检察院根据此案的实际情况和法律的规定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延长审案两次，在今年5月25号决定继续对被告人窦唯取保候审，所以7月23日进行公诉，在这个期间内本案是在法定的期限内审理的。
许身健：我感觉犯罪一般是秘密性的，不会让别人知道，窦唯这个案子跟普通的犯罪还不大一样，他这种犯罪在到现场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他了，他想怎么做别人都知道了，我个人感觉，侦查的难度、取证难度不大，拖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一些隐情的，是不是处理起来有拿不准的地方？
刘文惠：这个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因为案件是千变万化的，法律规定不能包罗万象，刚才教授说了，他会明目张胆地做，实际当中取证又是自首的，取证相当的简单，对于定性问题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许身健：在补充侦查的时候，我觉得侦查的问题不是很大，他有自首，目击证人也有，证人、证言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定性和侦查、证据的问题有没有分开，我只是随便问一下。
刘文惠：补充侦查的第一点，他烧车到底基于什么样的主观目的，是不是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烧车的时候有当时报社的记者，全面把他的行为给拍下来了，他烧这个车的前面有一辆汽车，烧车的右上方有一个变压器，他这个火能不能足以使变压器爆炸，使本车爆炸了，地点是在一个马路边上，肯定会危及到不特定人的安全，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了，我是从这一点上考虑的。
易彬：我补充另外一个，你们最感兴趣的，为什么一年多，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会取保候审，是个什么法律规定，取保候审的法律时限又是怎么规定的。在公安机关，它是有权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是咱们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在公安机关最长的可以是一年。按照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如果需要继续对他取保候审还可以一年，当然不是说这一年就随便把这个案件放下了，我们侦查的工作、起诉工作都是不允许中断的。当然对一些有主观侵害是建筑于客观行为之上的，有一些是他就不能够印证的，那就需要我们检察官特别主动地工作，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去搜取证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案子，在定性当中，过来的是这个，为什么起诉这个，我们必须把证据弄得特别扎实，所以还会退回补充侦查，自己又自行侦查，有这样的工作。
主持人：刚才闲聊的时候，是咱们主动要求做司法鉴定的？
刘文惠：这个没有，这是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是在去年的12月5号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他是负完全刑事责任的人。
许身健：其实说实话，我还算窦唯的一个歌迷，原来在黑豹的时候，他唱的也是不错的。王菲和他都是北京人，原来我也跟学生们讲这样的故事，王菲对窦唯还是不错的，王菲从香港回来的时候，还住在他们家，去公共的卫生间，排着队，在香港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窦唯从唱歌来讲是非常不错的人，跟一般的歌手也不一样，他唱的歌是摇滚，个性也比较强，这两年，我也关注过，也算是一个歌迷，他婚姻生活也不是非常幸福。实际上窦唯这个事，跟香港记者有一定的冲突。那是前几年的事，窦唯有一次在酒吧喝酒的时候，心情非常郁闷，有个香港记者过来就说，你是不是被王菲给甩了，他就非常生气，用水泼了记者一脸，这个事当时闹得很厉害。他的歌唱事业发展不是很好，婚姻也不幸福，所以内心有一些封闭，跟新京报的记者出现问题，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想，公安机关对这件事进行精神鉴定，我觉得也是非常正确的，他是这样一个封闭的人，做出这样的行为，是不是真的精神出现问题，这跟他承担刑事责任的关联比较大，我觉得公安机关这样做也是非常认真的。
易彬：刚才提到了放火罪是特别严重的犯罪，一谈到犯罪，就必须满足四个要件，对于犯罪主体的要件就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个刑事责任能力，即便是有的人在审理的时候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犯罪的时候不具备，也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刑事程序，也要终止。像窦唯这个案子，搞艺术的人，大多数精神上比起常人更敏感。
许身健：我觉得他唱摇滚的跟孙楠他们不一样。
易彬：所以说放火罪必须年满16周岁，他37岁没有问题，对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应当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现在证明他精神上没有问题，他是属于能够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他肯定在刑事主体上没有问题。
许身健：一般来说，在庭审的时候，精神病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抗辩的理由，既然存在的话，就应该早一点做，排除了就更加扎实一点。
易彬：因为是取保候审的，我们可以随时传唤他。我们刘检察官在传唤窦唯到我们院来讯问的时候，我们看到刘检察官有严厉的一面，也有能够沟通的一面，就是他怎么跟他沟通那么好，同样是作为公职人员，为什么他能够沟通得那么好。我很佩服。我也挺习惯窦唯前期的音乐，窦唯不属于我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人，他属于特执着的人。
刘文惠：对于窦唯所处的环境和现状，其实一看就知道他存在着很多偏激的想法，甚至对一些问题有些个人的偏见，他咬准自己的认识，就是他正确，别人都不正确。他有些怀疑一切的想法。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报纸，不知道是出自哪的，就说到窦唯，说大家都在害他，都是陷他于不义。但是我们接触以后，因为这个案件是平常一个案件，我们也按照平常的案件对待。不管他是名人也好，还是个老百姓也好，我们给他一个交代问题的宽松条件，你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首先以尊重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话，他才能感觉到公诉人比较公正，从内心里，他想到我要听公诉人的。我们不仅仅是讯问他，也在给他提供法律的帮助，当他认识到自己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对他人的危害，他就能够从主观上、客观上如实地交代，他的意识也比较清楚，终归他是搞艺术的人，逻辑性也比较强，同时也提出来积极地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有积极的一面，这一面我们也要肯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愿意跟检察官说他的心里话。今天也不便说，他从内心里就感觉到检察官对他的帮助，国家的司法机关能够这么人性化的帮助、教育，不仅仅是在于知法、认法，而且懂得了我应该怎么把对他人的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检察机关取保候审之后，每次出去都跟我们汇报，比一般的公民做得都好，这点我们还是认同的。
主持人：像窦唯这样的明星，对他的取保候审有什么限制没有？
刘文惠：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求他做到四项，从这四项考察中，他基本上能够做到。不管是明星也好，还是普通百姓，法律面前都是一样的。
易彬：按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都应该遵守这四条，第一，未经决定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第二，在传讯时应该及时到案，第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第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
许身健：实际我们这个限制太严了，在国外实际是一个保释的权利，到底是羁押还是关起来，一般是法官的权利，国外的保释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取保候审限制的太严了，像窦唯的案子有必要关起来吗，没必要，影响也不好。
刘文惠：最近最高人民法院连续出台了很多关于刑事和解，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要从轻处理的，最近又出台了起诉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对生活困难偶尔犯轻罪的，都要从轻处理。
许身健：正因为我们前段出现了很多问题，就需要放开一点。
刘文惠：其实这一点也有不同的认识，我也是在刑事一线工作了20多年，现在国家的刑事诉讼政策越来越严，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好把握的东西，比如外地人犯罪，逃跑人的犯罪，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移送到检察机关了，我们一找，人找不到了，这样对案件的审理产生特大的影响。
主持人：窦唯作为一个文艺明星，他事务比较繁多，有关系吗？
刘文惠：没有，我们不考虑这个因素，我们只考虑案情，法律和案件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这两点。
易彬：假如说贪污10万元，对这种人，你再忙，拿多少亿的工程，那不行，就得给你关起来。取保候审有三个条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什么样的人能够取保候审，第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第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第三是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有这三种条件，才能取保候审。
许身健：我现场见过他一回，在凤凰卫视成立10周年的时候，常宽和他，一看这个人就是纯粹搞艺术的人，我想他这个犯罪的话，就是一时的冲动。他跟王菲已经离婚了，离婚之后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一般来说正常人冲动做的事情，事后会后悔，我就揣摩他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的，犯罪不假，是一时冲动，肯定一想后悔，后悔归后悔，他对记者的态度不好，我觉得变不了，毕竟那个人是伤害他的。
主持人：像他这样，他主观恶性很小，大家揣测他有这种冲动，导致激情犯罪，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起诉呢？
许身健：我觉得人民检察院有这样的权利，起诉或不起诉，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起诉呢，可能要要衡量。在英国来讲，就是一个标准，那就是公共利益，并不是说有罪必诉，如果是起诉的话，就是符合这样的公共利益，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评论起诉应当不应当，我感觉，检察机关起诉窦唯的话，这个起诉本身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像德国的格拉芙，她当时就是犯了一个事，就是偷税，这在西方是非常重的，但是她就说了，她把这个责任推到她的父亲身上，因为她父亲是她的经纪人，她父亲也认了，德国的检察机关就是说诉和不诉，要看事后的发展，如果说事后再没有出现偷税的情形就不诉了，如果有的话，老账新账一块算，窦唯的犯罪也是要必须受的惩罚，包括拘留、取保候审，已经是一种惩罚了，至于是不是要判罪，他本人肯定不希望判罪，可能周围的人也觉得不应该，但是检察机关起诉的话就一个标准，是不是符合公共利益。
易彬：我们已经提起公诉了。
主持人：那个赔偿已经做了吗？
许身健：目前检察官还没有这方面的事实依据，但是我们也要求他做赔偿，对于赔偿的问题，也只是他犯罪以后的一种表现，我能够积极赔偿，确有悔罪表现，在之前如果你不做这个工作，到法院以后还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你该赔偿多少，还得赔。
主持人：对我们案子的后续进展，对案子的结果会有什么影响？
许身健：一般来说，因为他的认罪态度比较好，事先赔了人家的损失，至少会影响到起诉不起诉的问题，诉了以后，判刑是实刑和虚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并不是说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两个人和解了，起诉就免了，不是这样的，因为犯罪伤害的不是单纯的被害人的利益，伤害了社会的利益，公共利益，实际上被害人说我原谅你，但是国家不会原谅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和国家有一个约定，我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我遵守国家的法律，国家有义务保护我，国家的义务是维护社会的秩序，具体的案子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们双方和解了，但是国家不能因为你们两个和解了，就不赦免了，如果赦免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后果。这样的话，谁发生的犯罪的话，谁有钱就可以把罪免了，这至少不是公平的办法，至少国家没有这样的权利赦免被告人。
易彬：免予起诉这种说法是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了相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的条件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是免除刑罚的，必须是符合这种条件，我们才能对他不起诉。不起诉一种是绝对不起诉，还有一种是酌定不起诉，刚才说的公共利益，什么叫公共利益，就是区别于公诉案件和普通的民事案件的东西。
刘文惠：这个案件是公诉案件，公诉案件是咱们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指控犯罪嫌疑人，要求法院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一种活动，在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或者是被害人是否达成了和解，是否赔偿了，这并不影响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对他提起公诉，还是做其他的处理，从这个案件来说，我们觉得提起公诉更有利于方方面面。
许身健：不是说赦免，不能说单纯凭认罪态度比较好，赔钱了，不能只凭这一个指标，但是这至少是考虑诉与不诉的一个因素。
它能够衡量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一个方面，如果能够积极赔偿，就有悔罪的表现，我造成损害了，就积极赔偿了，就证明这个人悔罪的程度，刑罚的目的不是判谁，而是预防犯罪，不是说我判你两年，判你十年，目的不是这个。但是你危害到社会公共利益了，危害国家的利益了，那就是要罪刑法定，你犯了什么罪了，就要惩罚你。
主持人：这个案子有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吗？
易彬：我们提起公诉了，法院也是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是怎么认定的，我们作为公诉人，不好预测。
许身健：现在我这样考虑，检察机关也说，检察机关有量刑建议权，我就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向法院做出量刑建议。
易彬：为什么会发表公诉词，就是这样。
许身健：我们有求刑权，您事先也说了，您也接触了这个人，看量什么刑比较合适？
易彬：我们认为就是应该按照相关的法条。
主持人：刘检察官，窦唯这个案子，因为他的明星身份，您可能会感觉到跟其他的案子不一样，有没有特别的压力？
刘文惠：作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也要自觉地接受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至于社会各界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力度也是相当大的。从客观上说，我们办理明星案件肯定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对于这种关注，我们认为，这是社会对我们检察机关的一种监督方式，是对我们的一个监督、一个促进。检察官不管是对什么案件，我们都要依法审查起诉，这个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检察机关的。不管什么案件，我们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在依法履行检察职责过程中，我们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刚才我说的公正执法，文明办案，在窦唯的案子中也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证明了检察机关做到了法律的规定。
刘文惠：我觉得对于任何人犯罪，都要一律平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每个人都记忆犹新，都能说出来，这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在审查这个案件中，我就感觉到，要关注舆论，要了解媒体也要了解舆论，但不能被舆论所左右了。这个案件提起公诉以后，各大报纸也都登了，但是作为检察官不能深陷在里头，被舆论左右我们的执法，要正确地对待媒体的关注，我们觉得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谓媒体的关注是压力，自然也是检察官办案的动力，也是我们检察官追求公正的一个动力，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不能说他是一个明星，或者是一个名人，我们就如何如何对待，其他的人又是如何对待，两个标准，两个尺度，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检察官心中只有一个标准：法律和事实。
许身健：说实话，办名人案，对法官、律师、检察官都是一个挑战，一般人在办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尺度把握起来不是非常好的，因为办这样的案子，刘检察官把法律看的非常高，把握得非常好。但是，很多律师就把办名人案当做提高自己声望好的办法，我们也发现，很多律师在办名人案的时候，他的声望大为提高，办一般的案子，除了法律的圈子之内关注，一般人不会关注，但是名人案关注的非常多，你的知名度提高之后，对于扩展你以后的案源非常重要，律师来说特别喜欢打名人案，有时不收钱都愿意去做，因为背后隐含了很多的东西。相对于律师来说，检察官和法官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因为他们代表了国家，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挑战，面临这样的诱惑怎么样处理。我记得在美国特别检察官准备弹劾克林顿，就这个独立检察官，他就找了一个调查报告，针对莱文斯基和克林顿这样的事，一旦公布了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有一个独立检察官制度，有一个独立检察官。所以我们法律职业，尤其是检察官、法官，要特别注意和传媒保持距离，要抵住这样的诱惑，像您这样的就是把握的尺度非常好，我对您也表示敬意。
刘文惠：我们检察官也是应该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今天到正义网来，也是第一次披露，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
希望社会能更多地了解我们检察机关，支持我们的检察工作。
刘文惠：在前年我办了一个案子，是一个盗窃案。在西客站，犯罪分子坐火车来了以后，偷一个女的包，她丈夫刚好在边上，发现了，这个小偷就跑，追到不到100米，警察就给拦住了，但是她丈夫坐地上就死了，就这么一个小案子，我就感觉到应该做个宣传，我们就写文章分析了案件相关法律问题。文章发表后，有广东的，有其他地方的群众给我打电话，咨询法律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服务，这种服务是无偿的。打电话我就接，有什么问题，刑事问题，马上就给人家解释，有时候也要安抚一下人家。有的想告状的，我就说，这个案子通过咱们检察机关审查后处理肯定是公正的。当时半个月，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也说服了很多人。所以，适度的宣传对我们检察机关为促进社会和谐，为人民服务有好处。
许身健：对，检察官和传媒适当接触确实比较重要，这个案件大家关注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最关心的是在法律面前标准是不是一个，名人犯罪是很多的，是不是窦唯这个人因为处于事业的低谷了，钱也比较少了，就同情他，处理得轻。也有人担心，在演艺圈，有一些人做的事比他严重的多，最后不了了之了，所以就存在这样的疑问，是不是窦唯是比较软的柿子，拿去捏呀。而这个案子，我和你们接触后，觉得处理是非常公正的，所以检察官要接触媒体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去交流，你不交流的话，别人会有很多的遐想。
刘文惠：做为检察官来说，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检察官也要融入社会中去，人的追求也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跟黑暗面打交道多了，自己也需要净化自己。
主持人：像窦唯案，一开始权益受到侵犯之后，应该以什么样的正当途径处理呢？您接触窦唯这么长时间，窦唯在犯罪之前知道是犯罪行为吗？
刘文惠：他应该知道，但是他就想用这种方法，他就认为个人的力量无法跟集团的力量抗衡，他就觉得报社是一个集团，我们不去评价报社的报道是对还是错，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你是报社，你侵犯我的利益了，但是我自己的力量达不到，我想找写这个的记者都找不到，他就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把事闹大了，就有人管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他一开始特别幼稚的一种想法。我接触，窦唯还是挺朴实的一个人。
许身健：我觉得是两方面来看，我觉得新京报，我个人理解，写这样的报道是非常可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京报的宗旨就是理性…，新京报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报纸，现在中国的报纸存在什么问题，在国外的话大报和小报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大报像纽约时报，是非常严肃的报纸，小报的话，花花绿绿，美女，花边新闻，这是小报。严肃的报纸不应该这样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报纸也是小报化，低级趣味。当然检察日报没有。说到大报小报，他报道的时候，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限制，有些问题不能深入报道，但是像这种报道歌星的事，大家都喜欢看，为了提高卖点，包括销量大了以后，广告量会比较多，所以就登这些，我觉得新京报，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围绕窦唯这样的事弄。
许身健：第二，窦唯这个人，我很同情，如果窦唯是非常老练的歌星，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你做为一个公众人物，您就应该习惯这种东西，狗仔队、摄像机，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要主动吸引，主动爆料，他这样的话，窦唯非常的厌恶，像北京人黎明，他也非常苦恼，有人骂他，他就冲着洗手间骂两句，把水一冲就完了，这就是非常职业的，你要忍一忍，因为你和小报是一种共荣的关系。窦唯就一把火烧了，我就认为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明星，他就想自己封闭起来搞自己的东西，出现这样的事，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还是比较同情他的，我也为新京报这样的报纸感到惋惜。
主持人：如果从法律手段方面，窦唯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法律手段呢，一开始能够做些什么呢？
许身健：我们从法律来讲，首先要跟报纸的记者交涉，你应该理性地说，如果能证明存在侵害的话，应该通过诉讼赔偿，为什么人们愿意采取暴力的手段呢，他觉得更加直接，因为他需要这样的过程，窦唯也是想的比较直接，就是暴力手段，但是说实话的话，如果你要冲动，不理性的话，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愿意不愿意承担呢，他心里最清楚，我觉得这个代价有点太高了。
易彬：一个是愿意不愿意承担，另外是不是值得承担。
主持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面对这种诉讼也好，侵权也好，应该公正的对待。
许身健：既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对自己的形象要非常关注，你应该比普通人更加健康，成龙这样的，他非常关注自己的形象，烟不能抽了，我的意思是说，像刘德华这样的人，如果你出现问题之后，你的广告就要下来，广告商不能找你了，所以公众人物应该是一个表率。既然你受到了关注，有了知名度，同时你的行为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这也是必然的。
刘文惠：其实越是明星，越应该检点自己，像正常人一样遵纪守法，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不会受到伤害，自己的耻辱都是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你的。这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
主持人：大陆演艺圈有很多年轻的名人，在守法方面不是很注重。
许身健：可能会有。
主持人：像韩寒的带枪问题。
许身健：我觉得演艺圈是公众人物，大家比较关注，一旦出了问题就满城风雨，是必然的，单凭这一点，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刚才你说的那种炒作手段也是有的，现在有些歌星、明星，经常自己弄点绯闻之类的，就是谁跟谁要分了，大家肯定知道这又以出什么新专辑了，我觉得这种手法没有什么创意，完全是被西方人玩剩下的。确实也是共谋的关系，英国的戴安娜，英国的小报经常给她揭露出来，现在据说，戴安娜很这种小报有共谋关系。
许身健：刚才我说了，在未来每个人只能出名5分钟，出名的时间太短了，我们开个会一样，一个会完了，一看这是我，每人注意你，发言知道你是谁，发言完了不知道你是谁。因为咱们是普通人无所谓，但是有些人是要靠这个名生活的，名人就是靠着名生活的，这个名气对他来讲就像空气一样，他能离开这个空气吗，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维持他的名气。你说他炒作，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我们不需要炒作，他是需要。
我觉得窦唯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活在周围的世界里，他对媒体是不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老百姓都跟教授专家一样，这也是一种知情权，至少有很多人想了解这些问题，媒体有这个需要就要报，我只是说新京报作为一家大报，不应该特别纠缠这件事，新京报不报道，还有别的报纸报，窦唯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出现这样的事是必然的，你把人家车烧了，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真正一个理性的人不会这样做的。你现在告新京报的话，关于媒体侵权的案子，在美国必须有一条，就是有故意的恶意，这很难证明。对媒体来讲，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过多地限制言论自由，窦唯从自己的角度讲不能这样报，你很难确定有这样的恶意，他将来告，第一很难告赢，即使告赢的话，他的赔偿也是非常少，那你值吗？出了事之后，你自己的形象降低了，你自己的小孩本身受到打扰，你本身的财政状况非常不好，还要请很多律师，雪上加霜，你这个代价未免太高了，而且这种炒作，窦唯并不需要，他并不是普通的一个人，自己活在自己世界的人，结果被周围的世界还继续打扰，我觉得他应该反省一下，作为这样的艺术家，也应当适当地增加一点自我保护的能力，我希望他以后适当地理智一点。
刘文惠：作为法律职业的人，咱只能是忠告，不要触犯法律。自己一年多担心受怕的，就是因为你受到追究了，将来怎么样处理你还不知道呢，以这个案件警醒其他的人，像民事案件可以和解，但是一旦走到公诉，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起诉，国家要投入多少的财力、物力，一旦触犯了，国家就要专政了，这种专政维护的是大家的利益。现在讲的态度就是一切，就是人生的态度。
易彬：我们感觉，无论怎么样，就是应该心中有法。如果认为被侵权了，你应该找的一个合适的方法维护你的权利。这种方式也可能是很无奈的，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中，在民事案件中，谁告谁举证，得你自己举证，很漫长，但是不管怎么漫长，在咱们国家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刑事案件解决的是他毁坏公司财物的行为，如果他认为什么样的人对他有侵权的话，他还是会采取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要求侵权方赔礼道歉，或者是赔偿损失。
许身健：检察日报提到一个法商的概念，现在是法律社会，现在也是权利的社会，我就觉得我们要分清我们本人的权利，他人的权利，还有国家社会的权利，任何权利都有一定的限度的，国家权利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们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只能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行使，不要侵害别人的权利，假如说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之后，你自己必须付出代价，我们作为公众人物，必须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权利，你在你自己的范围活动之内，你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对于媒体，也应该注意，在行使自己新闻自由的时候，也不要侵害公众人物包括一般公民的权利，大家还是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活动。
主持人：您一开始提到看保安已经预料到窦唯要烧车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制止？
刘文惠：他是个名人，你过去搜他身，制止他，就侵犯他的利益了。因为他没有表示，窦唯说了，我要烧车了，他没有这个具体表示，我觉得人家做的还是对的，就感觉他可能要毁坏车，我做好准备就行了。
主持人：公众人物守法不守法，他们的表现和做法，对整个社会，对他的粉丝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刘文惠：我们尽量是按照现在社会和谐的角度，有利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来体现社会的公正，尤其是弱势群体，我办的一个案子，我在公诉的时候，内心里就感觉特别不是滋味，就是一个倒楣孩子，刚刚出生，是四川的一个女人生的，就给他抛弃了，被一个河南的拾荒者养着，大家两个没有户口，没有定居的地点，到了11岁的时候，养他的义父死了，他自己没有家了，不是河南人，也不是四川人，也不是北京人，没有户口，就跟着其他人在北京西口站偷手机，抓住这种人，无家无业的怎么办，就给他关起来，数额较大，按照法律规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他就说您对我这么好，我还在监狱待着吧，我出去最起码没有住的地方，在监狱里有住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帮助，有时候真是无能为力，就特别想帮助他，咱们取保候审，兜里有50块钱，他在看守所没有钱，给你，你别犯错误了，咱们年龄段办案和年轻人感触就不一样，咱们从窦唯的案子来讲，就是从好的角度出发，都想对他好，将来不再犯了，您触犯法律了，按照事实走，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法律之外我们的感触，我们也是特别希望他好，社会和谐，大家都好了，那样在高兴呢！有极端分子，就是社会的一个隐患，社会的一种危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点滴做起，从一个下事做起，一旦有极端的行为了，或者是同事之间有什么矛盾了，我们都是往好里去解决，就是从点滴做起，我能力就是这么大，我作为检察官就是努力地把我的工作做好，把我身边能够帮助到的做好。窦唯理解到这一点，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有容纳心了，自然而然就会保护自然了，自然而然就不会触犯法律了。
许身健：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刘文惠：咱们在公诉当中，有的公诉案件，咱们在法庭上怎么说，公诉词怎么发表，真是说到位了，把法律用到位了，把情感用到位了，我发自内心的情感，人是相通的，他会主动跟你沟通的，他也觉得检察官好，他不知道我叫什么，但是他知道我是检察官，检察官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要都这么做，这种极端的行为慢慢就会没有了。但是犯法，自从有国家，有人类，就有触犯法律的，但是咱们尽量的避免，现在的政策讲和谐社会，我就特别赞成。现在看起来贫富不均，有地位，有钱的，有时人有这个地位，按道理来说，他有这个财力、地位，他的内心，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更多，但是有的人就是一夜暴富，他的素质没达到，财富是极高，而德性又极低，免不了要发生一些事。最早说天津大丘庄的禹作敏，到现在拿大奔驰撞人，都是法律意识的反对，财富和德性不对等，正义网，咱们今天就谈正义，怎么样做的正义，咱们从每个人做起，就是点点滴滴的小事，让检察官说到道理，咱们说不出来，具体怎么执行法律，我可能是烂熟于心，就应该这么做。许教授是搞研究的，从研究上比我们更深层次，我们只是表面的。
许身健：都是法律服务的。
主持人：窦唯经过一年多，对这种行为有悔过吗？
刘文惠：他肯定是悔过，积极地自首也好，主动地交代，从主观上、客观上，都表现了有悔罪的一面。
主持人：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表示，再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还选择原来这种方式？
刘文惠：有媒体报道过。我没法说，我们也没有探讨过。将来再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理性地处理。
易彬：不是真实的，我们宣传处老接触媒体，当时的法制晚报爆料之后，很多都市报都问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采访过他。
许身健：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吸引眼球，我们每个人，我们有一个底线，别超越这个底线。
易彬：我们最后的底线只能用法来说话。
许身健：我还希望窦唯不要以这个出名，应该是以唱歌，希望他引以为戒。
主持人：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三位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