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饱含寓意却主观杜撰的影片,都没有给观众及影坛留下多少可书之处,也逐渐淡出大家的记忆。
让陆川对《南京!南京!》尤为自信的,是影片里每一个主要的中国人角色都有原型出处,包括那个最后活下来的小豆子。“可能我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在《南京!南京!》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 为了让每一个个体都是鲜活而独立,陆川对服化的要求是:每一张脸都不一样,每一件军服都有细微的差异。“当时选了二百多人,每个人都做造型,再拍照片,下次按照片来做造型。”
从电影里,也很容易地看到导演的这个创作意愿,不论是主角陆剑雄、小豆子,还是在被集体屠杀时,那些没有一句台词的中国士兵们;不论是妓女代表小江,还是一个个主动站出来去做慰安妇的南京的年轻女孩们……陆川都毫不犹豫地推给特写,把他们放大、停留在巨大的银幕上,也逼迫进了每一个观影者的记忆。
“这一点很难达到,也很累。”陆川说。
被放大的“抵抗”与“救赎”
其实,屠城下普通人的脸孔,在2007年更真实地出现在美国导演比尔·古登塔格拍的纪录电影《南京》中,只不过亲历者们讲述的依然是大家曾听说过的烧杀砍奸,尽管唤起了愤慨与记忆,却没有太激动。
更早前,美丽的华裔女性张纯如,1997年以一本《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就将中国人在1937年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公示于众,并将其带入了世界战争史的公共记忆之中。可平静而翔实的记录,在当时,也只是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热议。
在充满屠杀和血泪的史料中憋了一肚子气的前退役军官陆川,绝对也不愿只是“平静而忠实地”记录历史。“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就太傻了”。
剧本第一稿中,写的就是一个个中国人不同的抵抗故事。随着拍摄过程几经易稿,最终,《南京!南京!》定位在“五个中国人是怎么救自己,看日本兵是怎么崩溃的”。
让陆川有信心拍“中国人的抵抗史”,同样来自中国以外的日记记载。一名日本士兵在日记中讲到,一日本小分队进入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待他们一过去,从坦克里面突然伸出一架机关枪嗒嗒嗒将这小队全射倒,最后日本的大部队进来将他们包围住,尽管坦克里已经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浇上汽油把反抗者活活烧死在坦克里。另一个士兵在日记里提到他看到的“街头巷尾的冷枪”的事情……
而在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陆川也发现了“大批的新鲜的东西”。他们都记录下同一件事:今天日本人到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拉贝在日记里写着“我们让他们带走了”;而魏特林的日记里说“有些妓女主动站了出来,我就让他们带走了”。这个事情在金陵女子学院陈瑞方老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
正是这些甚至仅只言片语的描述,让导演确定,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有做头了。他开始相信,中国人走到今天,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在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
于是,有了影片最重要的两个段落:中国军人在巷战的坚强抵抗,和难民营里妓女以身体拯救同胞。
在完片之后,陆川喜欢以“坐标”来定义这部呕心创作的影片,“意味着可能从这部电影开始,中国人再说起这段历史时,能够记起一张张生动的面孔,即使在黑暗的时候,他们也不曾被黑暗吞噬……”
尽管30万血腥屠杀的真实图景也被导演有心地安排在电影叙事中,可是的确,每一个看完电影的人,都深深地记住了那些引以为骄傲的中国人的脸:军人陆剑雄的坚毅眼神;妓女小江在教堂里伸向空中的手,她走向日本军营时的回眸甚至带着圣洁的光;唐先生在死亡前对屠杀者说“我太太又怀孕了”,脸上是骄傲和满足;教师姜淑云,为了多救一个中国男人,她的美丽定格在最后的尊严中;而生还后小豆子的笑,带给人们生命的希望……
陆川记录了那座濒死之城下,普通甚至卑贱的他们,在生命无选择的最后时刻,画出的人生暗夜里最绚烂的那道弧线。
可是,这些原型可考的中国脸孔,代表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气质吗?
让人郁闷的真实历史
电影的主打海报中,以刘烨为中心的军人们手挽着手,坚毅的面庞上刻着众志成城的决心,海报的上端赫然印着“我们依然活着,因为我们一直在抵抗”。
这是个很能够挑逗起国人热血的画面设计,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却充满着反讽。
1937年11月20日,日本军队从上海逼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重庆的通告,南京陷入一片混乱。以唐生智为司令的南京卫戍部队陆续汇集了15万人保卫首都。
12月7日凌晨,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离开南京往江西。一两天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市政府要员们,也全部从南京撤离。
12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南京守军撤退。
12月12日,日军主力猛攻雨花台。中午,雨花台陷落。下午2时,中华门被攻陷。下午5时,唐生智见大势已去,宣布放弃南京,自己仓促地离开南京。
电影一开场,就描述了国民党守军那段尴尬的弃城。以陆剑雄(刘烨饰演)为首的誓死守城官兵,手挽着手试图阻止弃城逃亡官兵,并与之展开肉搏战。
12月13日,南京沦陷。屠城随之展开。
14日清晨,日军的坦克车、炮队、以及各种车队进入了南京城,继续屠杀四处逃散的难民。下午,又打开挹江门、和平门,将屠杀行动的范围扩展到了城外。
现实历史中,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刚从战场溃败的官兵,面对执行“大屠杀”命令的日本军队,他们可能有的抵抗和不屈行为,很难给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太多发挥空间。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陆川承认,“我在看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杀虐杀,强奸强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卫战那段时间。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后,你发现基本上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当时看到这些,真的是觉得巨郁闷。”
陆川说,还有好多史实他想拍而“没法拍”,比如“讲汉奸怎么救中国人,讲国民党怎么救中国人,讲维持会怎么往难民营里运大米,运青豆。这些历史你们不知道,都是中国人怎么救自己的……”即使如此,那些中国人“自救”的故事,依然“真的是凤毛麟角”。
但是导演还是非常希望能写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我希望向南京的父老乡亲,向全国的观众传达这么个观点:南京是一座抵抗之城。1937年的南京绝不是屈辱之城,南京一直在抵抗。”在电影宣传过程,陆川激昂的情绪在讲述中升级。
而“拯救”与“抵抗”,更多地只是导演的一种创作态度与期望。
电影《南京!南京!》的英文名为“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而影片实际表达的,是“死城下的生机”。那里没有生,只有求生的人。电影里,除了离开的唐夫人及她腹中的孩子,和最后因导演灵感乍现得以存活的小豆子,之前展示的所有美好,都被逐一击碎,都破灭了。
陆川说,他觉得拍电影最快乐的,就是它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在看书的过程中他真是去学习了,“对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我是个无知的人,但是这些书,这些资料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逻辑,形成自己的一个史观,开始刺激我,丰富了我,壮大了我。”
可是电影也需要导演更多的“反哺”。
2001年,68岁的法国导演波兰斯基,开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电影《钢琴师》,讲述的是一名犹太钢琴师如何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故事。影片真实而残酷,波兰斯基曾表示,从1960年开始拍电影起,似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为这部电影做准备。《钢琴师》投资达3500万美元,也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伟大的作品。
1993年,47岁的斯皮尔伯格完成了《辛德勒名单》,他为此准备了10年。这部迄今制作最昂贵的黑白电影,耗资2300万美元,这也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黑白电影。黑白影像中,那个象征生命反衬战争残酷的红衣女孩,成为电影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符号。
2009年,38岁的导演陆川,历时四年,以7580万人民币完成他的第三部电影《南京!南京!》时,他的导演生涯刚刚走过8年。他的创作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
(任国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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