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市作协副主席刘英因为抄袭事件，刚刚辞职，贵州文联副主席刘世杰又闹出了“雇枪手出书”的事情。这两件丑闻本来都是独立事件，但因为差不多同时被揭发出来，结果对地方作协和文联的声誉似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两起丑闻事件的主人公，作为地方作协或文联的副主席，以传统的观点看，其实也算得上是功成名就了，成功人士却要去搞抄袭之类的勾当，其中的动力何在？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抄袭和雇佣枪手，虽然都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其中潜在的风险其实也是巨大的，一旦被揭发出来，就有可能面临身败名裂的结局，即便是像刘英那样引咎辞职，还有人觉得不过瘾呢(见本报昨日C02版相关评论)。在这样的可能前景之下，地方作协副主席居然还要铤而走险，可能的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其中利益巨大，而且同行都这么干，已经形成了潜规则，被抓住或者抓住后被查办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机会成本很低；一是压力驱动，身为地方作协或文联领导，发表作品或者说出书的责任实在太过重大，以至于到了要去抄袭或者雇佣枪手的程度。

　　分别讨论一下这两种可能性吧。首先，我们大概可以去除后一种可能性。因为虽然在大多数人的理解里面，作协的领导干部理应同时也是作家、甚至作协会员同时也应该是作家才对，但事实上，中国作协的章程里面清楚地写着，“凡赞成本会章程，发表或出版过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翻译作品者，或从事文学的编辑、教学、组织工作有显著成绩者”都可以申请入会。斗胆臆测，地方作协里面，大概以“从事文学组织工作有显著成绩”而成为会员甚至成为领导的大概不在少数吧？对于这些人，查遍作协的章程，没有一处要求他们每年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这么说来，抄袭的驱动，就只能是利益，而非压力了。

　　因为巨大的利益而去抄袭，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抄袭之后到底能得到些什么好处呢？很显然不是名气，无论是作家刘英还是小说《杀出绝地》，在出事之前都籍籍无名，而且人们也几乎可以肯定靠这样抄袭大概也抄不出一个文学大家来。所以看上去，所谓利益驱动，就只能是经济利益了。作为文坛的局外人，我们不知道一个地方作协的副主席通过抄袭，可以为自己谋到多少好处，我们只能猜测，以一个以“文学组织者”身份坐上地方作协副主席高位的人，一旦发表了足够多的“作品”，就可以很轻松地以“作家”身份占有作协原本为真正的写作者们准备的资源。

　　其实作协领导和作家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就像“文学组织”和“写作”是两种不同的工作一样。有些作协或者文联的领导不擅长写作，那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您安心当好领导就行，写书的事儿，有真正的作家在干呢。□涂涂(北京 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