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有个表情

　　人物周刊：你曾经为中国不能向国外输出影像焦虑。你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电影节和活动，现在中国输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像？质量怎么样？

　　贾樟柯：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影像的输出与这个经济体的规模相比太弱了。靠一两个人、靠某一类型的创作远远达不到。我们应该有一种急迫感，输出自己的话语，在国际性的空间里讲述。

　　人物周刊：国外有一些评论说他们是从你的影像来了解中国的，你觉得自己给他们提供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吗？

　　贾樟柯：我提供的只是真实中国的一种。这10多年里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是中国越来越呈现多重现实。上海的现实跟山西的现实不一样，而上海每一个人的现实也不一样，一部分是豪华的、装修过的中国，一部分是偏远的、被遗忘的中国，哪一个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呢？一部电影、一个人的工作呈现不了这种完整性。多种类型的电影才能提供对中国社会的比较完整的了解。最近几年国外对中国的恐慌是因为我们文化输出太少。如果我们的文化够强势，有很多小说翻译到各国，让别人知道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它就不再是一个“沉默的怪兽”，而是一个有感情的实体。我并不是说去占有话语权，而是应该让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有一个表情，有喜怒哀乐。

　　人物周刊：在国外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解释中国的责任吗？

　　贾樟柯：2008年最困扰我的是，出席一些国际性的电影活动，我回答的都不是关于电影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说明别人了解我们的路径太少了，把一个导演变成了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这10年里困扰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一个很直接的反映之后，这些电影输出到国外引起反响了，往往在中国的呼应是，你出卖了中国的贫穷，出卖了中国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你遭遇的非议正是当年张艺谋所遭遇过的吗？

　　贾樟柯：从1984年到现在，大家面临的是同样的遭遇。有一次我和一个以色列导演谈到这个困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这话我也知道，但是从他的角度讲出来特别令人宽慰，他说如果人们能够从一个国家的艺术里面看到他们对苦难的承担、对社会问题的面对，人们对这个文化会是肃然起敬而不是幸灾乐祸。

　　在美国、法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们分享一个不快乐的作品，分享一部充满生命压力的中国电影，不是因为他们高兴看到中国这样，而是因为他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贫穷无所不在，生存的压力无处不在。人们通过另一个文化对这种处境的反应来反观自己的文化。

　　比如法国每年进口的偏远地区的电影特别多，并不是要告诉法国人说你们生活得多幸福，而是通过不同文明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应来审视自我。这是文化交流中很重要的一点。反过来说，我们也需要引用和借鉴外来的文化，大量地翻译小说、大量地进口电影，不单是美国电影，还应该有伊朗电影、哈萨克斯坦电影、泰国电影。只有大量借鉴、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才有活力，有健康成长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看你电影的人能感觉到你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野心。在未来的计划中，这种野心不会退化吧？

　　贾樟柯：应该会延续吧，我在这方面一直有兴趣。在巴黎郊区的密特朗中心有次搞了一个摄影家布列松的摄影展。布列松在40年代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面是败退中的国民党士兵。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一片旷野，一个士兵身上背了一个布袋子，里面放了个以前咱们家里用的保温瓶。这个画面变成我的一个痛，以前我可能觉得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我会想在民族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创痛。战争让暖水瓶成为了这个士兵惟一的财富。这样的创痛需要我们去记住、去触及、去谈论，而不是当它没有发生过。

　　不做电影，我可能是个煤老板

　　人物周刊：你对环境敏感吗？假如你当年没有考上电影学院，就在县城工作的话，会变成一个对艺术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吗？

　　贾樟柯：我们都是环境的一部分，我相信大多数人很难做超越自己环境的事情。不是说没有，一些人即使在很艰难的环境下仍然有自己的思想，但那些是少数的天才。生活会改变我们大多数人。我想过我的很多可能性，如果我没有当导演，我想我可能写小说，因为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如果我没去太原学美术，我可能是一个煤矿主，因为我不拒绝财富。我不安分、不胆怯，呆在那儿没有别的资源，我就只有掠夺资源。就可能成为一个煤老板，很难说。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有一种伤感，但也有一种温暖在里面，你怎么解释这种温暖和伤感的同时存在？

　　贾樟柯：伤感不是来自意识形态，不是说在中国生活就怎么伤感，而是生活本身呈现出来的经验让我变得很感伤。这和我的成长有关。

　　小时候我有个同学，我们住一条街，一年冬天刮大风，他母亲被院墙砸倒过世了，这是很偶然的。过了一段时间，县里流行开嘉陵摩托的时候，有个家里开修车店的同学，他骑着刚修好的摩托去试试看有没有问题，结果就出了车祸。让我觉得生命就是个很无常的过程。

　　我中学毕业后就不想上学了，我父亲说你必须考大学，大人更懂得“硬指标”的重要。如果你没有上大学，就只能在另一种层面上生活了。上不了大学就开始学画画，学画的过程中喜欢上电影，然后考电影学院。一方面有主动改变命运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也是无常的。怎么就看了一个《黄土地》？怎么就喜欢上电影了？

　　另一方面，我的生活里还是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切。

　　我到北京读书的第一年，老家一个朋友来看我。那时候高速公路还没开通，要坐大概两个小时汽车到太原，然后再坐八九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北京。他早上到，中午我们吃了一顿饭，晚上他就坐火车走了。送走他后觉得很温暖，他这样旅途劳累就为来看你一眼！现实中是存在人情冷暖中的暖的，我是能够体会到生命之中这种温情的时刻的。

　　人物周刊：现在你和汾阳的联系是疏离了还是密切了？

　　贾樟柯：还算密切。还会有很多人来人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好些都住在那儿。

　　人物周刊：还经常回去吗？

　　贾樟柯：不经常，但每年有两次必须回去。一次是我妈妈的生日，还有就是春节，雷打不动。我只参加过一次柏林电影节，因为柏林电影节老是跟春节重合我就不去了。一年忙碌，就是那个时候走亲访友，大家见个面。

　　人物周刊：“故乡三部曲”到《任逍遥》就结束了，但故乡的情绪和记忆还是在创作里搅动着的吧？

　　贾樟柯：在日常生活里也会有很多搅动。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留恋小时候对时间的感觉。总觉得小时候时间特别长，四季分明。还有光线，一进西北地区，那种光线直射下来的厚重感。还有声音，我家以前住的房子对面修了条新公路，每天午睡起来，我就听公路上汽车的声音。在风里汽车声会变形，我特留恋这种声音。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就会静下来。 特约记者 杨非 实习记者 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