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这样解释突出“人之恶”的出发点，“我是描述人性的恶、贪婪，大家都认为(在社会中)这些品行是正常的。可这种漠视，我觉得是不正常的。”他说，人人都有丑陋的一面，在某种情况下还会把这种丑陋发挥到极致。我希望批判这种丑陋，所以我要让他表现出来、暴露出来。结果很多人说看了这些事、这些人就觉得恶心。

　　显然，许多人还不习惯直面这种真实。被放到阳光下的“现实”显示出更加大的力量。公映后的电影，遭遇了《盲井》没有碰到过的“反击”：许多人在网上留言说它“给中国抹黑”，“丑化了中国农民”，还恶狠狠地说“去死吧”。

　　导演自嘲说自己这是“花钱找抽”。他说“但这并不等于我错了”。电影的所有细节情节全部取自真实的素材，“我不认为这是‘给中国抹黑’，这个黑就在那，我只不过把它放大、说出来了”。

　　为了获得“真实”，李杨数月辗转在人贩子、买家、被卖当事人之间；他在随时要跳出的愤怒和需要不动声色了解事实的情绪之间不断挣扎，而愤怒总是不得不妥协于理智。

　　同样，为了公开上映，他也清楚并接受了，电影需要做些“妥协”。“很多人说《盲山》比《盲井》温和了，被‘和谐’了，没有那么震撼。可能《盲井》的力度有10分，《盲山》只有2分，但我觉得能上映是最重要的。”

　　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化进程

　　“《盲山》，这样的电影，现在能跟观众见面，还是有赖于(管理部门官员)他们更开放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李杨说，“这两年，(环境)已经比以前好。”

　　他也许忽略了，这4年中，同时改变的，还有他一介书生的单纯理想主义。

　　李杨2000年才介入中国电影圈，那年他41岁。之前14年，他在德国求学和生活。他说自己的性格从小就很理想主义。高中毕业后，他先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话剧演员，因为不满舞台上那些“高大全”的角色，26岁时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两年后，为了追随将赴德国的女友，他权衡德国学电影的环境和费用后，退了学跑到德国，从语言学起。在辗转两个大学的艺术系之后，终于考上一心想去的科隆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导演系，并拿到学习生涯惟一的学位。毕业时，他已经在德国当了8年留学生。

　　所以，尽管求学不止，尽管期间每年回国，尽管已年届不惑，在他义无反顾冲进电影理想国时，李杨的电影经验几乎“一穷二白”(仅在2000年，黄建新拍摄《谁说我不在乎》时担任过副导演)。

　　一回到中国，他就把眼睛投向与自己实际生活状况完全相反的中国民工群体的底层，很多人不解。其实这正是十几年欧洲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影响：“14年在欧洲，国外的生活比较和谐，民主化程度比较高。我也做过记者，对社会比较关注，可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反差)，所以这些(罪恶)给我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

　　他说这还和性格有关，“从小觉得别人做得不对的地方，我就会说，未必说得对，但是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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