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个“故事迷”。她听了一个好故事，会久久放不下。她有几篇小说都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后又迭经修改，她在回忆时写道：“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惘然记》，1983年6月)这里说的“爱”，明明是对“故事”本身的“爱”，到有些人的嘴里，却成男女之“爱”了。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恋带给她很大的伤害，遇人不淑，悔之莫如，引《色，戒》以自喻，或可聊备一说。然而，这样去想，多少有些穿凿附会。张爱玲就回答过一位论者的此类“附会”之谈：“我们不习惯看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而从另一方面说来，夹缝文章并不是打谜。林女士在引言里说我的另一篇近作《色，戒》……是在探讨人心中‘价值感'的问题。(所以女主角的名字才谐音为‘王佳芝’？)”(《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尤其对“索隐派”的做法，她很不以为然，公开否认过《色，戒》的故事和人物有原型依据。

　　客观上说，后期张爱玲创作题材相对贫乏，对听来的这个故事的“爱”，这样一个初始的创作冲动，她竟然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

　　选择这个题材，等于选择了一项挑战，无论是写正面人物抑或反面人物，她都不能容许自己搞“类型化”。按她一贯的笔墨，写什么题材和人物可以是“权”，而惟有细探人物的内心深处写其曲折，则是她的“经”。

　　然而，毕竟，她以前没有写过汉奸这种反面人物，不仅没有经验，而且还可能因为历史的某种关联遭到责难，这需要有一种勇气来对待。《色，戒》发表后，有位“域外人”先生，写了一篇题为《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的文章，言语之间，透出指责张爱玲歌颂汉奸的意思，张爱玲立即撰文奋力驳斥，除了指点许多为“域外人”所没看懂的地方，也特别声辩：“小说里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自视为恶魔，还是可能自以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

　　张爱玲此时身居海外，是否“歌颂汉奸”的问题，大概还对她形不成什么直接压力。最牵动她的创作思维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如何写反面人物的问题———这是写实文学创作绕不过去的一大问题。她久久放不下这个题材的原因，或许就有一个“野心”，要对这个难题发力做一次冲击。

　　不能说《色，戒》中的反面人物形象刻画已然很成功，但很显然，张爱玲在免除“类型化”方面做出了努力。不过，纵使如此，她的基本原则还在，没有忠奸莫辨，倒是如若一味将易先生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彼此彼此，就难与“歌颂汉奸”脱尽干系了。

　　无论如何，张爱玲从来就不是一个喜欢谈论自己隐私的作家，当初因为与胡兰成的关系而蒙受谴责时，她就公然表示过除了对自己的家长，没有必要向公众说明自己的私生活。她晚年费尽心血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团圆》，因为涉及自己家庭身世，最终毁弃。现在满世界都在争说《色，戒》，包括李安在内一大批“索隐派”，非要说《色，戒》写的就是张爱玲自己，甚至还要谈论什么“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之类，是她自剖和反省三十年的结果，这不是厚诬张爱玲吗。张爱玲根本就没有授权拍摄《色，戒》，更不会同意如此诠释《色，戒》，张爱玲于地下，他们如何面对？

　　□金宏达(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