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崔健的存在是有意味的事情，而崔健现象则显得意味深长。

　　这几年看来看去，我看崔健很像一把装进鞘里的刀，这把刀被悬挂在一个不被人记起的地方。

　　崔健如同躺在鞘里的刀，除了收敛住锋芒和光泽，也开始锈蚀，他的力量渐失。

　　把崔健跟广大的人群隔开，把崔健的摇滚音乐从生活中取消，这是多年来很多人努力的一个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普通的非音乐化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崔健，对他的音乐和他经由音乐表达的思想日益隔膜甚至形成深阔的代沟。而崔健自己也在被隔离和遗忘中忘却了自己本来的样子。

　　现在的崔健更像一个闲适的名士，一个音乐名流，出入各种时尚PARTY、流行聚会，他的活动和表演空间被限制在幽暗的酒吧、富人俱乐部和小资娱乐场。

　　曾经崔健震撼过如我这般的普通人。他借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他尖锐的思想，摇滚音乐是使他的思想表达更彻底更决绝的一种利器。我记得当年听到一个评论家说：“崔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歌者，也是最杰出的诗人。”为这句话，我对这位评论家怀有长时间的好感。

　　不能跟更广大浩瀚的人群接触，我认为是崔健作为一个摇滚音乐家的遗憾。在他能够跟人群接近的时候，我们看见过欢腾的盛况。那时崔健体验着音乐家跟他的听者在一起的幸福，如同政治家跟他的选民在一起的幸福。那样的场景出现在1960年代约翰·列侬的歌唱中，出现在1970年代鲍勃·迪伦的音乐里，也出现在1980年代崔健在中国巡演的征途中。与摇滚音乐先驱者不同的是，崔健跟他的听者在一起的时间是短暂的，他只是短暂地体验了作为一个歌者的幸福。

　　摇滚音乐本质上是人的激情和活力的表达，它的意义不止是音乐的，也是文化的。

　　1969年8月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上，有40万人参与其中，这样的场景在欧美青年文化中成为日常的景观。有人说，那些具有标志性的艺术家的变迁其实也映照了时代的变迁。

　　现在因为经常在各种场合见到崔健，我的感觉趋于平淡。即使在他演出的时候，除了看到他纷繁而眩目的音乐技艺实验，思想的力量日益减弱，崔健的音乐语言从时代的心脏退出，变成个人官能的表达。就像他在歌里唱道：

　　光秃秃的刀子它放着光辉／照得那个老头子露出恨悔

　　他紧皱着眉，他还撅着嘴／不知是愤怒还是受罪。

　　现在的情形很使我忆念当年初见崔健时的情景。

　　1996年的晚冬，我在北京工体附近一家酒吧见到崔健的时候，我记得我浑身因激动而颤栗。

　　那时候我听见过崔健的摇滚乐回荡在中国城乡的车站、码头、广场和工地。崔健狂暴的乐音和他深切的吟唱经常出现在混乱而喧嚣的街道，在汹涌的成群的民工和劳碌的商贩以及贫穷的学生中间广为流传。我见到崔健的时候是他长久离开舞台和人群的时候，作为一个音乐人，他被禁止在公共场所演出。剧场、音乐厅、电台和电视中都不能出现他的音乐。

　　我认识过一个在矿区长大的歌手，他和我一样迷恋崔健的音乐，但最后死于矿井窑顶坍塌。我的兄弟被砸断下半截身体，临终的时候身上覆盖着一块红布。而他生前最热爱的是崔健的《一块红布》。

　　看见崔健的时候，我安静地坐在离他数米远的地方，我满怀敬意。

　　崔健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慢慢呷着酒，他的手边放着一扎又一扎黑色的泛着泡沫的啤酒。

　　有几个男人和他在一起，他们安静地说话。我没敢打扰他，只是怀着内心的敬意默默地注视他。

　　我替我的死于矿难的兄弟在内心里问候他，向他致意。

　　那天，在酒吧要打烊的时候，崔健走上酒吧的乐台，他从随身的包里取出他的小号。

　　我看见崔健手持他的小号跟一个吉他手玩儿，他吹动小号，尖利而高亢的号音伴着电声吉他弹奏出的乐音在酒吧里恣意回响，我看见在那时酒吧的客人渐渐散去。

　　崔健坐过的那个位置空落，他喝过酒的痕迹被侍应生抹去。(夏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