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一样从好莱坞回来的李安导演最近接受采访时说，内地的一些工作方式，例如道具的准备，都达不到他理想的效果，他苦恼，你有这方面的苦恼吗？

　　吴宇森：小的苦恼会有，但整体上没有大的苦恼。我理解李安的苦恼，在好莱坞，既有好的技术，也有好的制度，能把最优秀的人才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有充分的发挥。但在我看来，国内很多电影工作者的创意很好，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还有一点，《赤壁》这个戏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在规划、设计，美术、道具、场景上，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钱，所以我遇到的困难大多数是外景地的天气突变，或者选角这些方面的。

　　其实内地这边有非常好的人才，只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制度。好莱坞的一些制度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现在大家的工作精神是很好的，但工作时间不能太长，体力不好，精神也会受影响。这些方面我在慢慢地引导大家。

　　南都：现在中国的大片总说要做成“国际化电影”，你觉得一部好的国际化的电影是怎样的？

　　吴宇森：首先要让各个国家的观众都感兴趣，还要领会得到。我们虽然拍的是三国的故事，但外国观众不懂得我们中国的历史和那些人物的来龙去脉，所以怎样会让两边(注：东西方)的观众都满意，编剧上就得有技巧。我会沿用我一直都强调的人文精神这个原则来做剧本。

　　这十几年我在好莱坞拍戏，体会外国观众其实和我们很多中国人想像的是不一样的，他们不一定是看中国片只看动作，虽然中国内地有好几部大片在美国都很受欢迎，但你看李安的《卧虎藏龙》，其实有很丰富的人文精神在里面。

　　我给你讲个例子。我拍《变脸》(注：吴宇森在好莱坞票房和口碑最成功的一部电影，约翰•屈伏塔和尼古拉斯•凯奇主演)时，本来拿给我的剧本是一个发生在未来的科幻片，后来我把科幻情节全删了，改成一个现代故事，注重人性，注重家庭伦理，等于将一个动作片拍成了一个刻画人性的电影。但一开始好莱坞的片方就不同意，他们觉得动作片就是纯动作片，不要有文艺片的成分，但我坚持做一个大胆的尝试，我跟他们说，你们请我来拍片，是因为喜欢看我的电影，那就让我按自己的理念去尝试。

　　拍到最后发生了一件事。影片结尾，我准备拍完两个人的打戏后，尼古拉斯•凯奇把约翰•屈伏塔的小孩带回家了，但监制不建议我这样拍，说男主角回来就好了，不要带个小孩。我说这个小孩需要人照顾，虽然是敌人，也应该带他回家。监制说西方观众不会接受，但我坚持要拍。他说我们两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还是不给我拍。片子拍完后，我们做了一次试映(在好莱坞影片正式上映前，有做小范围试映的惯例，借以了解观众的大致看法)，结局是没有带小孩回家的。结果回收的观众问卷调查里，超过60%的观众都在问那个小孩后来怎样了，制片公司的人马上开车来找我，跟我当面道歉，说导演请你明天再补拍一段戏，让凯奇把小孩带回家吧。我重新开机补拍了一段，再做观众试映时，观众给的分就从60多分变成了90多分。一个镜头改变一个片子这么大，听起来像故事一样，但其实是我的真身经历。所以作为一个国际化的电影，最主要的是要有人性共通的地方。

　　南都：三国的故事有很多头绪和人物，电影虽然分上下两集，但还是面临取舍的问题吧？你的剧本以什么样的原则来取舍？

　　吴宇森：牵涉到的每个人物不能是空的，要尽量给他真实感，又不是演义里面那么英雄化、神化。还有，我会给英雄一个家，他们都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除了周瑜、诸葛亮，也要有小乔、孙尚香。我希望让观众看到周瑜、诸葛亮后，觉得和自己的距离不远。除了男性的“雄”，我还希望带出一层“柔”来。这是我的出发点。我还希望《赤壁》是一个奋斗的故事，像奥运精神这样的奋斗故事。我不是在拍一个沉重的历史，希望能够讲中国人的胸襟，大家看了之后能感觉到一种力量。但我现在也不能够讲太多，如果拍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大家会笑我。

　　南都：语言上怎么办？台湾国语、香港国语、内地普通话都有。

　　吴宇森：都讲普通话。大家尽量统一。我叫老师来指导，演员之间也互相帮忙，纠正一下语音。现在看来大家表现得还不错。

　　南都：好像最近拍了好多赵薇的戏，她的表现如何？

　　吴宇森：非常好，有感情。赵薇是一个拼命的演员，能上马、能打，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男子气，英气。演技也很好，有活力，把角色丰富了很多。

　　今年《天堂口》和当年的《喋血街头》——我的童年就是一出《喋血街头》，《天堂口》就是翻拍自这部电影

　　南都：听说陈奕利导演拍《天堂口》，创作冲动来源于你给他讲的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是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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