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谢娜的忙碌年。3月中旬的一天，天空阴沉，谢娜上午赶往搜狐作唱片《菠萝菠萝蜜》的宣传；下午要去中央电视台做一档关于成长的节目；中午，她笑呵呵地坐在记者面前，喝一碗粥，面对记者的提问口若悬河。看她疲惫的样子，记者提醒她喝粥，但直到采访结束，她碗里的粥依旧跟刚端上来一样的满。

　　刚进咖啡馆，就有眼尖的服务生迅速地递上一大沓明信片给她，她很认真地签名，笑容像一个小女生。“多亏了娜米(谢娜的粉丝)的支持，我才可以在舞台上快乐！”她说，“但是，刚开始，我受到很多质疑。”

　　她在自己的书里写道：“回想我的青春年代，简直就是一本血泪斑斑的战斗史。我永远忘不了我人生中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战斗’。”“青春”两字从她嘴里说出来，似乎是一个小女孩在“扮老”，她正值青春妙龄，她带给观众的是有趣的、鬼灵精怪的形象。

　　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她没有北影、中戏毕业生的炫丽背景，从北漂一族开始，她不断与更出色的人PK，从默默无闻成为现在的演员、主持人、歌手，一路的艰难被包裹在灿烂的笑容里。丑小鸭是如何变成白天鹅的呢？

　　回家还是不回？在机会与放弃之间苦挨

　　1998年，从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表演系毕业后，谢娜有两个选择：留校或去当地电视台做主持人。做老师不是她的理想，做主持人倒可以考虑，但是，那个时代的主持风格是端庄的、严肃的，主持人仿佛报幕员，这不是她所喜欢的。

　　她向往北京，想在那里成为一名演员。正好北京有个“推新人”大奖赛，她报名参加，并获得冠军。得奖的那天晚上，有个制片人找她去海南拍一个戏，她答应了。

　　那个剧组里只有谢娜和另一个女孩是新演员，其他都是出道的明星。她俩除了演戏外，还要兼做化妆与服装助理。初涉演艺圈的谢娜没有多想，只嘀咕了句“可能都是这样的吧”便埋头工作。白天工作，晚上看剧本。一天晚上，同屋的女孩休息了，为了不影响她，谢娜点了蜡烛在床上看剧本，因为太累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蜡烛倒了，烧着了蚊帐，同屋的女孩发现后尖叫起来。谢娜醒了，火焰就跳跃在眼前，她霍地跳开，冲向厕所端来一盆水浇灭火焰，倒头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吓坏了，整个房间都是黑的，床头柜也是黑的，自己睡在一堆黑糊糊的蚊帐里，拿镜子一照，脸像“李逵”，黑炭般。突然，一股钻心的痛袭来，低头看，胳膊上好大一片烧伤。天光大亮，剧组马上要开机，谢娜不敢耽误，用布包扎了一下就匆匆赶往片场。事后，她心里琢磨：为什么自己又要做演员，又要做工作人员？难道就是因为自己不是名牌大学出来的演员吗？

　　为了改变事业的起点，她想去考北影、中戏与军艺。三个学校都报了名，但都因为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坏了事：在地铁里睡着了错过了考试时间；没带准考证；通过考试了，又没赶上体检。她咀嚼着考学失败的滋味，有点想打退堂鼓回四川了。

　　没几天，海南《少年英雄方世玉》剧组打电话给谢娜，说缺一个演丫鬟的演员，问她愿不愿意去。她一听每个月有600元工资，吃住全包，就决定去。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这个戏结束后，她一口气接了5部电视剧，都是丫鬟的角色。自尊出来提醒她，“不能再演丫鬟了！”她掉头回到四川。

　　回家就睡。睡醒后，突然发现家里的电器都没了，原来爸爸的公司出现了经济危机，家里的电器全都变卖还债了。低沉的情绪一下子又被眼前的残酷现实激励，“自己稍微吃点苦算什么，还得继续打拼才行。”

　　又回到北京。听说外资投拍的连续剧《幸福街》快要开拍，谢娜来到剧组，找到根本不认识的导演、副导演游说：我很适合演这个女角色。谢娜的直爽与决心打动了导演，他们决定让她出演女主角。这次可是演女主角的机会啊。谢娜开心地重新投入工作。拍完这个戏，有了钱，她在北京租了房子，又给家里一些经济支援。轻松了一阵，她又经历了一大段没有工作的日子。没有机会，苦挨的日子里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她又琢磨，回四川发展情况是否会稳定一点呢？

　　为了实现梦想，她从四川来北京，星路上的不顺与自己的努力斗争了很久，不分高下，她不苛求大红大紫，只求有份像样的工作。要么继续苦挨，等待机会，要么再次放弃，回四川。她苦恼着犹豫着，迟迟未决定。希望还在诱惑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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