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结束的柏林电影节上，《图雅的婚事》(以下简称《图雅》)获得了金熊奖，导演王全安成为继张艺谋、谢飞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图雅》是王全安的第三部电影，前两部是2000年的《月蚀》和2004年的《惊蛰》。

　　记者见到王全安时，他刚从西安回来。王全安烟瘾很大，一枝接着一枝，不过思路清晰。在采访过程中，他反复提到自己的电影要表达的是生活的常态。很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一个导演对原始创作的冲动，但他也有些焦灼，这种焦灼来自于对某种游戏规则的思考。

　　中国电影还有实力

　　《国际先驱导报》：这次柏林电影节上，有斯蒂文·索德伯格的《德国好人》 、罗伯特·德尼罗执导的《牧羊人》，可以说都是很有分量的影片。你觉得《图雅》能胜出的原因在哪里？

　　王全安：主要是中国电影还有实力。欧洲电影节之所以在世界上这么有影响力，很大原因是它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比较公平，虽然有好莱坞的大导演、大明星，但依然能把我们放在平等的平台上来看待。另外《图雅》表达的主题跟电影节的主题比较贴近，把人类在全球一体化与个人化间的冲突更贴切地展现了。

　　《国际先驱导报》：你好像对女性题材、农村题材比较关注。

　　王全安：其实我的电影是个人的一种愿望，首先我要讲一个好故事，不能游离这些东西。这三部电影相对来说完成了比较好的空间转换，讲述了普通人是怎么感觉环境变化的：《月蚀》讲城市，我们有钱了，生活就意味着不安全感，意味着变化；而《惊蛰》是讲农村，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到城市，那么城市对他意味着什么，一定造成了变化；而《图雅》是到了更远的山区。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真正付出代价的还是农民，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更代表绝大多数的中国。北京就很有意思，很多时候能看到马车，这完全是两个时空，你就能意识到这个东西其实离你很近。

　　不用先谈“东方特点”了

　　《国际先驱导报》：这次《图雅》获奖，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全安：得奖后，电影节主席最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把这个奖给你这样的人，是想让别的中国导演知道，以后好好拍电影就够了，只要电影拍好了，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过去我们在国外获奖，就老有人说，这个电影表现了中国的现实生活。乍一听是表扬，其实不是。我们的艺术在哪里？拍了一点生活你就满足了？

　　颁奖的时候德国最大电视台一个很有思想的记者问我，“我以前喜欢中国电影是因为是东方的，非常别致，跟我们的不一样。但是看这个电影，我忘了是在看中国电影，我为电影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而激动。中国电影失去了东方特点，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我当时是太高兴了，我终于不用先跟老外谈东方特点，我们终于可以谈关于生存、灵魂、永恒这些重要的问题了。

　　我们无法拒绝快乐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说：缺了张艺谋，还有贾樟柯，看来现在还要加上一个王全安。但也有人说，王全安拍艺术电影是冲着国外电影节去的。你怎么看？

　　王全安：我有一个时间表，跟得不得奖没关系，一旦得奖变成了材料的运作、揣摩，那电影节就背离了我，如果这么弄下去，我可能就不喜欢电影了。过去艺术片的出路是去电影节，但有些信誓旦旦的东西在电影节是束手无策的，我为什么不去拍地下电影，我得跟各种强势保持距离啊。电影节也是强势，到了那你就魂飞魄散了，它也在梳理你，过滤你。

　　你必须把电影拍好看了，要有功夫。当思想家很容易，但是回到电影本身，你会顿时发现自己的无力，它需要牵涉到技术等基本的东西，也恰恰是最难的东西。所以我要说，那我们回到电影吧！电影是好的东西，电影最根本的是传达快乐，只有快乐才能传播，我们可以拒绝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无法拒绝快乐。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也不必敌视电影节，中国电影就是通过三大电影节，才被世界所接受。其实这个责任并不在电影节，是在我们，在于我们应该给电影节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要有个人的尊严和视角

　　《国际先驱导报》：以后会不会像张艺谋一样转型去拍商业片？

　　王全安：张艺谋的影响力来自于艺术片的积累，这不是来自于商业片。商业片有另外一套学问，而且要求一点不少，专业素质上可能更高。我觉得我拍不好商业片，我没有经过这种训练，我也不是特别喜爱那种模式，也没有这种愿望。我倒是有愿望把我的电影拍得更精彩，更吸引人，更绘声绘色一点，吸引更多的人来看，这可能也是一种商业性吧。

　　《国际先驱导报》：你感觉现在第六代导演进入主流了吗？

　　王全安：从先锋，到成熟，再到主流，这是自然的进程。你如果该到主流的时候你不在主流，那怎么办啊？第六代现在是刚接近主流，表达有了点力量，但不是成熟，只是个开始，还得要有三五年的发展。

　　一群人只发出一个声音是有问题的，那样大家可能都走到强权一边去了。最好的艺术应该是个人视角，有它的价值、尊严。第六代找到了个人视角，个人表达在慢慢取得地位，有了一种可能性。不管哪一代人，他都是环中的一环。(记者刘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