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社会乐观而活 听“真实”蔡康永的自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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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康永，生于1962，台湾节目主持人、作家。1990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电视研究所编导制作硕士学位后，返回台湾参加电影制片以及编剧、影评的工作。主持过名人访谈《真情指数》等节目，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最为成功。连续4届主持金马奖颁奖典礼。曾任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总编辑并登上封面，出版多本散文著作，包括《痛快日记》、《LA流浪记》和《那些男孩教我的事》等。

　　【先锋语录】

　　★你一定是先知道最残酷的事，才会乐观得起来。

　　★娱乐圈的人堪称是在伤害中茁壮的人，因为烂新闻胜过没有新闻。

　　★我称韩寒是侠客，那是因为他就是侠客，而我不是啊。

　　“看康熙的日子很无聊，不看的时候更无聊”，很显然，大陆网友喜欢《康熙来了》是有理由的。

　　节目里的小S永远很豪放、蔡康永永远很酷、很淡定，矜持得就像站在他肩头的那只乌鸦。若不是真的坐在他面前，听他一字一句和你玩语言的捉迷藏，你不会认识真实的蔡康永，但是，聊了一个半小时，对于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蔡康永，你极有可能更不确定。

　　我是一个很勇于认错和改变的人

　　蔡康永最厉害之处，在于他总是能独一无二地思考。

　　想不到他也偶有凌厉的表露，“江湖行走，难免出剑伤人”，《康熙来了》的刀光剑影里来去，他像个超脱疏离的第三者，早已冷眼看透娱乐圈的伤害与复仇，所以胆敢揭短、也胆敢拍一部关于娱乐圈真相的电影；而对于某些脉脉的温情，他同样无法抗拒，一如面对小S他总忍不住要欢喜。某次秀场，有曾在巴黎艰难求学的模特过来拥抱，是《康熙来了》令她熬过异国岁月，康永说：“我很高兴自己留下了一些痕迹。”

　　学电影的他，却是以娱乐主持的角色“留下些痕迹”，至于何时退出娱乐主持，他说主要取决于小S，“如果她也觉得，好啦，就这样子吧，那么就没了，如果‘康熙’没了，那我就没有理由主持别的东西了。S现在还蛮战战兢兢的，因为她知道一怀孕的话，责任就在她身上。”他忍不住笑着说。

　　《国际先驱导报》：蔡康永身上有很多天生的东西，很多问题只有你才会用这种思维去想？

　　蔡康永：好像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也很惊讶为什么别人不这样想。可必须要说我是一个很勇于认错和改变的人，我到现在都还是在节目中听到某一句话，回到后台就会想：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然后就改了。我善于把旧的东西去掉，比如我的微博一直在删掉，别人就说为什么要删掉？我就会说为什么不删？书店里面这么多书，有些放在书架上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拿下来看，很多作家对我来讲就是已经不见的人，他出了书，根本就没有人买，放在架子上一辈子，那个就叫做不见，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你的微博超过了一千条，一百条之前的一百条那都是不见的，人家对你兴趣的容量可能就是六十条，那你就要一直推陈出新，让人家看到新东西。

　　就像《康熙来了》一样，S和我很少回顾说哪一集怎么样，有很多经典的画面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不知道自己在干吗，做出一些神经病的事，场面不可收拾，但也就过去了。在台湾，我们已经很习惯快速遗忘，再怎么疯狂的、引起议论的事都会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现在碰到厉害的人，我还是很喜欢听他们讲话，因为他们永远都会给我一个想法，就是原来可以这样看事情。

　　Q：所谓厉害的人，是哪一些？

　　A：各式各样，以前做一对一专访的时候，我开访问对象的名单，制作人都会昏倒。一个数学家得了国际天才奖，我要访问，或者一个教宗，我也想访问。我很想知道数学家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很想知道教宗那么老了，接近死亡，他是不是觉得上帝一定会给他一个好的待遇？其实根本是我们的行业误会了世界上的人想事情的方法，娱乐圈的人都很幼稚，整天都在玩，讲讲笑话、唱唱歌、跳跳舞，逗人家开心就觉得好棒，以为全世界都长得像玫瑰花园，可殊不知你只要跨出去一步，政治圈、企业圈、宗教界，每一个地方都杀人，都血流成河，哪有你想得那般轻易。

　　有一次，我访问圣严法师，他说，在纽约时，曾被人带去练气功，去之前很多人说这个师傅很厉害，因为照他的方法运气，就会跳出一种从未见过的舞蹈，圣严法师就去了，果然二三十分钟后，他手舞足蹈到停不下来的地步，最后倒在地上。当时我就说：“哇，那你一定觉得你原来的宗教信仰，抵不过这个老师吧。”圣严法师说：“没有啊，我手舞足蹈了，就是这样啊，这跟智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从此知道有这一派，可是和我无关。”一般人手舞足蹈完了后，可能就说我跟着他走好了，可是圣严法师，就只是觉得这很美观啊，依然回来信佛教，所以你就知道有各种想事情的方法。

　　Q：那你怎么去跟数学家对话？

　　A：像数学家我就会直接和他讲，你这次得奖的这个超弦理论不要在节目里解释给我听，我也听不明白，我的观众也听不明白。我要问他作为一个天才数学家的孤寂和荣耀是什么，我的理论总是在想很根本的事情吧，就是他终究是一个人，多过他是一个数学家，或者是多过他是一个宗教领袖，那个是你要问的东西。

　　Q：你也不会问他是怎样成功的？

　　A：我根本不太会认为他们会接受我们一般人对成功的定义。我和蔡国强很要好，有一次他被选入“一百位艺术圈有影响力的人”，我就说：“哇，你入选了。”他说：“对啊，明年就不会了。”每年都有一百个嘛，你今年进来明年出去。他说你不能那样想事情，像诺贝尔文学奖、威尼斯双年展，你一旦认为得了就成功了，你就中计了，那个都是别人搞鬼，然后把你顶出来配合演出，如果你以为自己是主角，那就搞错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角当然是诺贝尔文学奖啊，得奖者每年换一个嘛，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啊。

　　我的电影一定会伤害到人

　　蔡康永曾说，等到他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现在，他还没有厌倦娱乐圈的热闹，就开始拍电影了。并且两部同时进行，“一个很顽皮、有点粗野，另一部很漂亮”，听来就好像一个立志要生两个孩子的妈。

　　Q：你也是娱乐圈里的人，做揭露娱乐圈的电影怕不怕构成伤害？

　　A：应该会吧，就像《康熙来了》不断地在伤害我们圈子里的人一样，《康熙来了》是众矢之的，就是没有办法，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一方面在被重视的同时，也就会构成某一程度的伤害。娱乐圈的人堪称是在伤害中茁壮的人，因为烂新闻胜过没有新闻，就是你不上报才会想死，就是上了报是烂新闻都胜过不上报，所以娱乐圈的人的确精神状态比较能接受就是一边挨刀子一边喷着血，然后形成美丽的花朵，所以你讲的这个事情，《康熙来了》每天都在演练，所以我的电影一定会伤害到人，这已经是我们习惯的模式了。

　　Q：你以前做过根据白先勇先生小说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的编剧，白先勇比较喜欢写离乱中的爱情和人的命运，来反映一些深沉的家国情怀，你会不会也拍更深沉一些的电影？

　　A：我就算拍深沉的东西，恐怕也不是家国情怀，因为我的童年都泡在这个气氛里，对我来讲这已经很够了，如果长大之后又再拿出来回味，对我来讲好烦啊。所以我一直都这样，像张爱玲的《小团圆》我到现在都没有读，再好的作家我读到他的四本或五本书就够了。我对旧上海、对往日情怀的感觉，就是一旦觉得够了，那就够了，人生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不能一直在这里面搅和。

　　我觉得我可能会拍吸血鬼吧，那是我的深沉，我会想说没有死亡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如果有一个吸血鬼很想要试试看死掉是什么滋味，然后就一辈子都在自杀，会不会有一个很深沉的东西出来，就是人家都想活久一点，但是他就想死掉。我小时候看京剧看昆曲，那些东西在我生命中占的比重已经够了。

　　韩寒是侠客，我是散人

　　蔡康永很早就说，人生本来就是矛盾体，他自身也是，一方面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原则若灯塔般指引着他的为人做事，另一方面叛逆、大胆，成为传统文化浸淫出来的最闪亮“逆子”。

　　他是最早“出柜”的台湾娱乐名人，他的言行总是辛辣大胆，但他却是出身教养十足的富裕贵族，传统修养深厚，6岁便登台唱京剧《四郎探母》，至今仍能背出大段的《论语》，他心中的孔子绝对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热情洋溢的人，因为他觉得真正叛逆的人都非常重视传统，只有当你把传统当成是一个够分量的力量，你才会奋力跟它搏斗，你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足以尊敬的对手，然后从传统当中产生出新的创作生命来。

　　他曾主持一档名人访谈节目《真情指数》，但有着强烈生命力的妓女、爱唱歌的小孩子的边缘人生对他的吸引力更大，因为他笃信：成功不应该被界定为人生唯一的价值，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成功，“人生一定要成功吗？失败的人难道不值得有一个好的人生吗？”

　　2005年，他对大学生们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能否耐得住不被关注的寂寞，留下点东西，让世界变得不一样，让世界变得更值得活。而现在的他，只想做个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散人。

　　Q：你在历史的熏陶中长大，那你最喜欢哪个时代？

　　A：我觉得我在魏晋南北朝会活得很好，因为我就是一个讲空话的人，讲了两三句漂亮话，人家觉得你还挺有趣的，可是什么事都做不成，就像《世说新语》里面的那些贵族，搞得民不聊生、乱七八糟。

　　但如果真的问我，我其实比较想要十年后。有了网络以后，事情的变化很快，不像清朝的十年前和十年后没有什么差别，现在的十年后很令人期待。十年后不知道跑出多少个像微博一样的新鲜东西来，有一天如果大家的脑波可以用红外线连起来，想事情可以不用传短讯就传过去，那都很好玩，所以我不信电影里面拍过去的时代，过去的巴黎整个街道都臭死了，尿味和马车的粪便，动不动在巷子里被坏人抓去打一顿，就把钱抢走了，那到底有什么好向往的，你还以为那里多优雅？

　　Q：你对于存在感是怎么理解的？你刚刚说想去十年后，那如果说十年后蔡康永被人遗忘呢？

　　A:其实存在感，即使通过和一个人谈恋爱也能够得到。我们常常觉得明星的生活不会失去平衡，是因为他需求无限大的存在感，他有了五万个粉丝，他要五十万，可是人的感觉大概到了一个程度，就麻痹了。所以我常常讲汤姆·克鲁斯、妮可·基德曼，在好莱坞的时候看到账面上中国票房收入一亿，会觉得很好，可是你说现实生活中他们有办法想像河北省那五千万个粉丝在想他们吗？就像周杰伦开八万人演唱会的时候，他感觉得到八万人对他的存在感，可是等他的唱片卖到非洲去，那个就已经超过他能感受到的能力了，所以明星的不会失去平衡是建立在他知道停在哪里，这样就够了。

　　《康熙来了》是一样的状况，S和我完全没有希望过无限大，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好莱坞的人就完全把你当路人一样。所以我们到一个程度，S就去结婚生小孩，她会感觉到她的存在感真正是来源于女儿和丈夫对她的认定，那就够了。你身边的人巩固了你的存在感，我觉得那就是至上的幸福。如果有八万人为你尖叫，可是你回到家没有人在乎你，你仍然不会感觉到存在感。

　　Q：你现在已经接近“知天命”的年纪了，还有困惑或者期待吗？

　　A:有啊，我有很多困惑，我觉得那是活下去的动力，我觉得知天命是一个很可怕的境界，我不信这个，古人这么说，因为中国古人活得比较短的关系，他们可能觉得活到五十岁，就宇宙都知道了。人到了一定年龄，会比较没有尖锐的雄心，所以我称韩寒是侠客，那是因为他就是侠客，而我不是啊。

　　Q：那你是什么？

　　A：我是散人吧。太散了，我觉得侠客比较有实力感。我就觉得如果我做了一件把我自己陷入泥沼的事，我会很恨我自己啊，如果你要让我拍《赤壁》，我就会一边拍一边问自己为何不拍一个轻松一点的。(贾悦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社会并非充满善意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儿时的优良教育，使蔡康永懂得许多做人的圆通，例如不太会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最出格也就是在微博上自说自话半遮半掩地“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事业上他并无太大野心，在台湾养尊处优惯了，便比较惧怕来大陆发展。对于大陆，他始终是这样，保持着一种座上宾客的礼貌与距离——他会通过微博和博客来关注大陆，会用同样的热情来回应大陆的热情，但是，这热情表现得委婉而小心翼翼，“我都会关注，可是不能发言，因为客人就是客人，”——在他看来，这也是有教养的表现。

　　Q：你会不会关注大陆的现实问题，比如房价高涨，社会的浮躁？

　　A：我都会关注，可是不能发言，因为客人就是客人，不能讲别人家里的事，我懂那个心情，比方说现在如果有人盖了一个豆腐渣的校舍，就是当地人可以讲的，可是香港或者台湾人关心这件事，有的人会难受，因为不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嘲笑还是关心，所以有教养的小孩就会很尊重这种事情，就是到人家家里看到壁纸剥落了，你不用讲说：啊，壁纸掉下来了。这不关你的事。

　　Q：你在微博上写了《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残酷社会如何乐观而活？

　　A：你一开始如果就知道这是残酷社会，我觉得会好很多。我一开始为什么会定这个标题，就是因为你不能很天真地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善意的社会，娱乐圈的残酷和整个社会的残酷是同一种，就是你很难出人头地。这一点你真的不能去骗别人，你不能像老师在学校里骗学生那样说假如你努力就会成功，假如你很勤劳就会赚很多钱。没有，社会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回报你的，所以你一开始就认定了这些都不会发生，你就会有心理准备，你就不至于会认为人生那么难度过。所以我说“人生终有一死”，它很残酷，可又是人生最简单的真理，你知道这件事，你就会立刻醒过来说：哇，我只剩两万天可以活了，赶快去做你想做的事。我觉得你一定是先知道最残酷的事，才会乐观得起来。记者陈雪莲、杨梅菊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