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乒坛皇后”走上新岗位,运动员从政再受关注

　　从冠军到官员

　　北京奥运会女乒决赛的那个夜晚,手捧女单银牌的王楠说:“将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呆在家做全职太太的。”

　　果然,王楠在自己的乒球生涯刚结束之时,又给了大家一个“意外”。3月23日,全新出发的王楠正式走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的办公室。

　　新岗位带来新挑战

　　对于王楠而言,最容易的道路或许就是做个幸福少奶奶,或者跟着丈夫从商,始终在爱人的庇护伞下生活。要不做个教练,继续留在熟悉的国家队中。这些道理王楠都懂,但作为24个世界冠军头衔的拥有者,“舍易求难”的精神或许已经渗透进王楠的骨子里,她选择到共青团中央任职,让自己一切从零开始。

　　从政是不少运动员退役后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包括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前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等成功的例子,但却可能没有留意运动员转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尤其是王楠目前从事的团中央这种完全脱离了体育系统的政府工作,几乎是把之前所有的积累一夜间清零。

　　“到共青团中央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这样告诉自己,这份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必须以中国乒乓球队一贯的拼搏精神,一切从零开始。”带着和奥运会决赛场上一样的郑重表情,王楠这样说。报到第一天,她便参与了接待香港特别行政区某访问团的任务。“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尚在熟悉工作阶段的王楠说,“毕竟从没接触过这一领域,这里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退役之初,王楠原本有机会重返校园,向她挥动橄榄枝的高校名单里不乏名校,但她选择了较艰难的那条路——先上岗再补课,边工作边学习。王楠说:“能得到这份工作是我的荣幸,我没有理由不付出加倍的努力。当然,我有决心、有信心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新的成绩,我想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为国争光。”王楠语气笃定地说。

　　乒坛多出政治人才

　　在中国运动员从政的道路上,乒乓球队倒是屡创先例。

　　蔡振华是中国乒乓球队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作为国球曾经的掌门人,赫赫战功以及卓越的管理能力让蔡振华在体育系统中步步高升。从国乒总教练到乒羽中心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仕途一帆风顺。

　　而女乒名将邓亚萍则开创了留学从政的先例。从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开始补习,到最后在英国完成了博士学位,邓亚萍的留学之路体现了一个冠军选手的意志力。虽然求学耗费了她不少时间,但也为她储备了足够的冲刺能量。求学期间,邓亚萍身兼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工作,这一独特经历使她的综合能力明显提升。不久前,完成了北京奥组委工作的邓亚萍挑起了新担子——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学好外语走向国际

　　尽管中国不少运动员都选择了从政这一道路,却很少涉足国际体坛,包括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委员会的管理工作。虽然也曾有不少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主席,但当中由运动员转型过来的,仅有徐寅生曾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李玲蔚担任过国际羽联理事。

　　中国对世界体坛的影响力不仅靠金牌,还得靠在各单项协会及国际奥委会中的话语权。因为这些机构直接影响到比赛规则的修改,甚至一个项目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运动员在专业特长上有其优势,但在外语能力上明显不足,尤其是前几代的世界冠军,都是在牺牲了学业的情况下获得了好成绩,英语几乎没认真学过,这也造成了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声音与成绩不成正比的问题。

　　但这一问题正逐步得到纠正,一方面是国家体育总局更加注重对外事干部的培养,一方面年轻选手也逐渐意识到文化课的重要性。为了将来的出路,也为了出国比赛能更好地沟通交流,不少中国现役选手都在自费补习英语。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运动员也能华丽地转型成为国际体坛的官员。

　　孟关良:还不习惯当领导

　　尽管很多运动员都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但并非所有运动员都能适应这种转型。

　　两届奥运会皮划艇冠军孟关良身兼浙江省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自北京奥运会之后当上副主任,孟关良才开始完全履行行政职责；虽然此前“名分”已定,但是真正管理队伍,还是从北京奥运会之后才开始。

　　“刚开始很不习惯,(以领导身份)面对曾经的教练和师兄弟时,真是有一定难度；一开始无论如何也不适应,用了很漫长的过程,现在基本上适应了。”孟关良表示,他确实不习惯突然变成领导,而且要领导曾经的教练和师兄弟。不过,好在大家都支持他,让他很快适应了新角色。“毕竟这个项目我从事了这么多年,还是很熟悉的。”他说。

　　孟关良心底里还是喜欢当运动员的感觉,只是苦于现在没法亲自上场操练一下。于是,在队员训练的时候,他也不会在办公室坐着,而是坐着摩托艇跟运动员一起在水上待着。这样,他会更快乐,心里也似乎更踏实。

　　“带队的感觉和当运动员完全不一样,难多了。当运动员时,管好自己就行了。现在我要管这么大一个队,这么多人,各方面都要考虑到,真不容易”。孟关良表示,当运动员时,考虑的事情要简单得多,现在不光要管训练上的事,这些事对他来说倒还比较简单,可处理方方面面的“杂事”,对他来说就有点难了。孟关良又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学习,现在这一摊他也算管得井井有条了。但是,孟关良有空时还是喜欢遥望碧池,他还是喜欢乘风破浪的感觉。

　　新闻链接：金牌运动员兴起从政潮

　　运动员担任体育官员,几乎是中国体育的一大特色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运动员从政之风就没有停止过。据统计,从1984年至2004年之间举行的6届奥运会,新中国共产生了134位奥运冠军(包括冬季奥运会),其中有18人后来成为体育部门的官员,占到14%之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国手,退役后几乎选择了从教。足球的年维泗、张宏根,篮球的钱澄海、杨伯镛,排球的袁伟民、戴廷斌,乒乓球的徐寅生、李富荣,羽毛球的汤仙虎、侯加昌……这些各自项目的代表性人物退役后,纷纷走上教练岗位。而当中不少人在成为出色的教练之后,又转型成为了体育官员,这包括了于1995年当上国际乒联主席的徐寅生。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少人仍然沿着“练而优则教,教而优则政”的轨迹前行,如乒乓球的蔡振华、体操的黄玉斌和羽毛球的李永波等。而蔡振华的成功经历,再次证明了中国运动员从政的可行性。“五连冠”时代的中国女排是那段时间运动员从政的一个“富矿”,孙晋芳、曹慧英、周晓兰、陈招娣、张洁云、朱玲……这几乎就是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冠军队的“半壁江山”。作为中国女排的队长,孙晋芳退役后先后担任过江苏省体委副主任、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由于分管体彩工作出色,2001年赴京担任国家体育彩票中心主任,官衔从副厅级晋升为厅级。3年后,孙晋芳调任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当属转换项目后发展最成功的例子。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著名运动员进入地方体育局任职之风从湖南刮起,熊倪、龚智超、杨霞都先后走上了领导岗位。退役后,跳水王子熊倪先后担任湖南省体育局体工大队党委书记、湖南省体育局职业学院院长和湖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成为国内体育界炙手可热的一位青年官员。

　　作者：梁燕 戴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