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从竞技运动诞生以来，有一样东西也应运而生，那就是兴奋剂，兴奋剂的使用可以说是冲击着人类的基本的道德底线，也冲击着奥林匹克的核心价值观，不久前召开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出，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兴奋剂的容忍度是零，那么2008年北京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这里是不久前新成立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作为检测全国运动员兴奋剂情况的唯一单位，也是世界最大、设备最多、最先进的兴奋剂独立机构。2008年奥运会，几千名运动员的成绩是否有效，所有的样本检测都在这里。

　　反兴奋剂工作也被称作是北京奥运的最大考验之一，二百多天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被称作是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会，反兴奋剂中心也将面临奥运会期间两周内要检测4500例数量的检测任务，数量比2004年雅典奥运会多出四分之一，比悉尼多90%，这也成为反兴奋剂中心面临的最重要一项大考。

　　赵健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副主任，至今已经在反兴奋剂领域工作了15个年头。作为东道主的北京能否公平公开公正，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如何承担奥运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兴奋剂检测任务，也受到了外界更多的关注。

　　李小萌：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就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赵主任欢迎您。我们知道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在北京的这一家是全世界范围来看占地面积最大，使用设备也最多的。

　　赵 健：是这样，现在这个兴奋剂检测中心为奥运会使用的实验室，整个是三层楼，这个楼的面积大概是5500平米，里面仪器设备，我们指大型的检测用的、实验用的仪器设备大概超过60台，我们原来完成日常的兴奋剂检测，这个实验室的仪器数量大概是20多台，这里边也接近翻了三倍，所以为了奥运会就需要准备更多的仪器。另外一个，人力配置上还要请大概20个国际专家，来自于其它的认证实验室，这些专家来协助我们一块来开展工作。

　　李小萌：任何一个城市主办奥运会的时候都会请其它国家的兴奋剂检测专家来加入到工作当中吗？

　　赵 健：是这样，这里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公正性的问题，因为奥运会兴奋剂检测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如何保证检测的公正性，是广大运动员和代表团非常关注的，也是社会公众也是非常关注的。约请境外专家，除了从技术上给我们一定支持以外，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表明我们实验室检测的过程是公正的。

　　李小萌：北京2008年奥运会要检测的样本是4500个，我看到数据说，比雅典奥运会增加四分之一，比悉尼奥运会是增加了60%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赵 健：国际社会或者国际体育组织对反兴奋剂工作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觉得首先要加强或者不断加大兴奋剂检查和检测的力度。另外，从赛会的组织机构来讲，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表明，我们希望这样一种赛事是更加公平、更加公正、更加干净的一届赛事，所以说一般来讲，从近几届奥运会来看，每届奥运会兴奋剂检查的数量都是在呈增长的趋势。

　　李小萌：像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出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兴奋剂是零容忍度，这对北京提出的挑战在哪儿？

　　赵 健：我觉得这个零容忍度不光是国际奥委会一贯的态度，也是各个国家奥委会，包括中国也是对这种问题是同样的态度，零容忍，所谓零容忍就是我们不能姑息任何违规者。对实验室来说，这个挑战就是你要拿的很准，递上去的所谓所有报告都要经得起考验，都要没问题，才能够最后给决策者提供足够强大的这样一种科学依据。

　　李小萌：既不能有漏网之鱼，也不能出现所谓过度执法的情况，有人因此而蒙受了冤枉。

　　赵 健：是的，你说的太对了，不能有假阳性，你不能说这个检测出来的结果，最后说错了，我觉得这是对无论是兴奋剂检测中心来讲，还是奥运会的主办者、承办者，可能都是一种不好的影响，或者是公众对你这个兴奋剂检测或者检查的公信力可能都是一个不太好的影响。

　　在位于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奥运期间也将成为安保级别最高的单位之一。如今遍布在中心内外的监控摄像探头和警报器等都已经建设完毕，即将投入使用。按照规划，在这座三层红色小楼内外，奥运期间的将会有100多名武警，24小时昼夜值守。

　　李小萌：我们再说回到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我看到有报道说，它的安保措施相当严密，24小时都是有人站岗，有人把手，包括样本的运输都是用银行运钞车来运，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安全性，到这样的一个级别呢？

　　赵 健：兴奋剂问题是一个国际社会或者公众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赛事当中，如果出现兴奋剂问题，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会给予高度关注，而且给当事者，给当事的运动员所代表的运动队或者国家协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检查和检测的安全性就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从检查这个环节，从采样到最后检测出报告，所有程序都要严格依照规则和规定的标准去实施，这里边任何出现的纰漏都可能影响到最后结果的判断和处理，所以说从奥运会历史上来看，兴奋剂检查这个环节，无论是它的实验室，还是它这支队伍，都是处在一种严格的管理之下的，实验室您刚才提到，它的安保级别，按照组委会的要求，安保的级别是比较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大概就是武装看守，它是一种武装值守的。

　　李小萌：武装是什么？电棍还是枪？

　　赵 健：就是带枪。

　　李小萌：荷枪实弹？

　　赵 健：对，据我了解，北京奥委会有竞赛场馆，有非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可能没有带枪的，可能除了兴奋剂检测中心以外，竞赛场馆里面，就场馆整体来讲，带枪的也不多，当然具体有些环节，有些要害部门可能会涉及到带枪，比如开闭幕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兴奋剂检测中心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安保规格最高的场馆之一。

　　李小萌：除了站岗的人员荷枪实弹之外，还有哪些方面体现出安保的级别相当之高？

　　赵 健：所有的安全防卫技术设备都要在这个检测中心配备，包括监视系统、防爆系统，人检安检系统都要在这儿装备。

　　李小萌：如果不是这么高级别的警戒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赵 健：这里面种种措施就是为了以防万一，防止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样品运送过程当中的不安全，发生丢失或者提供了篡改的机会，或者监控的过程出现空白或者漏洞，回头可能会引起运动员的追诉或者申诉，如果这样一种按我们的兴奋剂检查和检测的规定来看，整个过程的安全链如果发生空白或者不能接上，就有可能造成阳性的推翻。

　　“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这是中国在1989年确定的反兴奋剂工作方针。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反兴奋剂条例》，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专门的反兴奋剂法律法规的国家之一；2006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颁布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加入公约的国家。这些行动，都表明了中国反兴奋剂事务的鲜明态度。

　　李小萌：在说到对整个样品的抽取，包括检测整个程序上，北京2008年奥运会有些什么属于自己的做法？

　　赵 健：首先要依照国际标准，这是为什么兴奋剂检测和检测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原因之一，必须要有统一的标准，否则我作为中国运动员，在中国是这样查，到美国去参赛又是那样查，或者美国的运动员在欧洲是那样查，跑到这儿又是这样查，这个程序不标准也不行，所以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所有检查和检测的环节都要依照一个标准来实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京奥运会就兴奋剂检查和检测这两个环节不应该有什么发明创造，弄点中国特色的，要完全依照国际标准来做。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检查工作应该是看成是对运动员提供的一种服务，证明他是清白的，通过这样一种服务，给运动员提供这样一种机会，证明他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服务的角度上来讲，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说运动员接受检查，他会要在检查站等候，要把检查站布置成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而不是冷冰冰的地方，运动员留取尿液以后，要给他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等等，我相信这一点是我们会做得非常好的。

　　李小萌：服务细心周到属于增值服务，符合国际标准是基础，包括使用的这些设备，包括像您带来的尿检瓶子，这些都是符合一贯的国际惯例的。

　　赵 健：分两个瓶子，上面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号码，最后运动员所有的信息就体现在这个号码里边，这个号码到实验室以后就只剩下号码，所有运动员的信息都不会在任何文件上体现，这也是为了保证实验室检测的公正性，也就是说实验室拿到的样品的文件里边没有任何运动员的信息。

　　李小萌：防止出现各种舞弊行为。

　　赵 健：对，所以这个瓶子来讲，为什么要留取A瓶和B瓶，把一份样品要分成两份，分别装入，按照我们的要求分别装入两个瓶子里边，这两个瓶子是A瓶B瓶，它主要是一般来讲B瓶的使用是为了，一旦发生A瓶比如说出现阳性，最后给运动员提供的申诉渠道里边就有其中一条，可以有权利来直接观看B瓶的检测的过程，所以B瓶的作用就在这儿，当然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个B瓶是没有用的。

　　李小萌：这两个瓶子这么看上去还挺精致的，而且这个盖子好像挺有技术含量的。

　　赵 健：是的，这个盖子是拧上就打不开了，一次性的，这也是为了保证样品的绝对安全。

　　李小萌：如果打开就破坏瓶子了是吧？

　　赵 健：就破坏了。

　　李小萌：这个瓶子选择哪个厂家的每个主办国是不是有自己的选择权？

　　赵 健：我个人了解好像这个选择权不大，因为做这个瓶子的厂家好像很少，目前大家都在一个地方购买这个瓶子。

　　李小萌：指定的，必须是这一家去购买。这个价值是多少钱这一套？

　　赵 健：这个瓶子一套大概含这个，这一套大概是12美金到20美金不等，根据你买的数量。

　　李小萌：我们现在要准备多少个瓶子？

　　赵 健：我们最近正在订购这个瓶子，大概要我们做了买一万套的，大概一万套的这么一个计划，因为我们国内检查还要用。

　　李小萌：除了这个之外，今天赵主任还带来一个东西，这是用来执法的时候验明正身的。

　　赵 健：这是检查官用的证件。

　　李小萌：这也是国际通用的吗？

　　赵 健：这是我们自己的。

　　李小萌：上面是中英文对照的，中文是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兴奋剂检查工作证，哪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必须有这个证，什么时候必须要出示它呢？

　　赵 健：我们的检查人员到现场去收取运动员的样品的时候，他需要在此之前出示这个工作证。

　　李小萌：主动出示是吗？

　　赵 健：证明我是履行公务的。

　　李小萌：级别是高级检查官，还有些其它什么样的级别？

　　赵 健：我们还有专业陪护人员，检查和陪护是两个不同的环节，检查就是负责要执行计划，就是为主来执行计划，包括所有文件的完成都要由检查官来完成，有些人员承担一些陪护性的工作，比如说他就负责通知运动员。

　　李小萌：承担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对于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素质的要求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能不能全部都达到？

　　赵 健：现在是这样，我们目前注册的，就是有资格。

　　李小萌：有这个证的。

　　赵 健：做这项工作的人员大概是五百人左右，检查人员其中两百人是我们为了奥运会去年大概一年时间招募和培训的，所以这些人员最重要一个素质，因为兴奋剂检查过程从技术上讲难度并不大。

　　李小萌：主要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过程。

　　赵 健：对，然后按照程序，按照标准，我们都写得很清楚，照着这个程序去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留取尿样过程，对极少数的运动员来讲，可能这一泡尿就要决定他的命运，这里还是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对检查人员的政治素质或者道德素质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当然学历要求，比如奥运会可能还要增加一点语言的要求，因为必须面对外国运动员。

　　李小萌：在具体采样过程当中，和运动员交流的过程当中怎么体现他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

　　赵 健：因为我们这里面十多年，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也是从1989年、1990年开始，也是十几年的时间，这里边也发生过很多很多情况，比如说有出现过要贿赂检查官的，在检查过程当中作弊被发现，或者希望改变这样一种情况的，所以对我们一线的检查人员来讲，这个要求就非常高。如果说这个收样环节，不能严格按照我们制定的标准来做，我后面所有的环节都白费，我几千万的设备和实验室夜以继日地工作，都成了笑柄，你收回来一份根本就是假样品，所以说为什么第一线的检查人员，对他们来讲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可能是第一位的。

　　李小萌：除了本身具备的素质之外，应该有一个相对监控的机制吧。

　　赵 健：按照国务院条例规定和有关标准，每次收样工作至少要有两名检查人员完成，所以一个人是不行的。另外一个，所有的运动员留取尿样的过程都是在直接的监督之下完成。另外，我们还有相应的举报的制度，运动员可以以任何方式给我们投诉，他们在检查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这都是一些手段。

　　李小萌：到现在为止兴奋剂检测中心经历了多少次国际奥委会的检查或者是考核，还要经历多少次？

　　赵 健：每年都要进行这种考试，所谓考试就是给你几个你不知道什么的样品，要定期完成这个样品的检测，提高完整的报告，后面有标准答案，要不是完成那个标准答案，根据你出错的程度，要相应地取消或者降低资质。

　　李小萌：目前为止咱们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赵 健：我们的考试成绩从开始建立这个实验室一直保持在A类实验室资格，所以应该讲是很好的。

　　李小萌：到奥运会召开之前这段时间，还有七八个月的时间，还要经历多少次的考核或检查？

　　赵 健：一年考四回，一年考四回不说，它还有一个机制就是要在日常的检查当中加控制样，所谓加控制样就是它要把样品放到检查这个环节里边，这是什么意思呢？考试的样品你是知道的，明天要考试了，给你寄几个样品去查收，你知道这几个样品是考试的样品，那个质控的样品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实验室的，他最后就要去查这个报告，你是检测出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对实验室来讲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因为它不能有任何错误。

　　关于中国反兴奋剂的社会评价，体育界对国际反兴奋剂协会主席庞德的两次言论记忆犹新。

　　2006年庞德在考察完北京的反兴奋剂工作时并不十分满意，甚至在2007年在加拿大的一次发布会上批评中国反兴奋剂力度不够，认为北京对奥运反兴奋剂问题难以胜任。时隔几个月，庞德的再次北京之行结束后，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又一次主动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是世界的榜样。

　　李小萌：世界反兴奋剂协会的主席对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有过两次评价，而这两次评价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赵 健：对，是这样。这个变化比较大。

　　李小萌：第一次当他对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提出疑问划了问号的时候你们做了怎么样的反应？

　　赵 健：从我个人来讲还是很不高兴的，因为从我个人的职业经历来看，我从事这项工作有十多年的时间，我的感受中国一直在很努力地做这件事情，当然中间是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一些运动员有阳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这样一种态度，我们一直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非常坚定的这样一种态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做了种种努力。但是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得到这样一种评价。

　　李小萌：当时具体的评价是怎么表述的？

　　赵 健：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就业务本身，他觉得我们检查数量太少。

　　李小萌：这指的是我们日常对于反兴奋剂的工作。

　　赵 健：对，我们自己的检查数量，他打了一个比方，当时说澳大利亚是七千例，我们大概当时也是七千例左右，我们去年已经达到一万例，他觉得这个检查数量对中国这样一种规模的竞技体育觉得数量偏少。另外，对我们兴奋剂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有一些看法。大家知道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体育组织的反兴奋剂，但是他们恰恰认为反兴奋剂机构应该独立于体育组织，不应该和体育组织有什么直接关联，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去年11月份，中国独立的反兴奋剂机构已经挂牌了，这个机构是直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体育组织没有任何行政上的关系。第三，他质疑我们检查的有效性，他觉得我们目前这样一种检查方式，是不是能控制住优秀的运动员，我觉得他还是对我们的检查情况不是太了解。比如说他曾经说过，假如奥运会冒出一千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他觉得这个世界会哗然。

　　李小萌：后来他对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大加赞扬，是因为在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我们都改进了，还是因为其它的原因造成态度上的变化？

　　赵 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沟通了解，这里边绝大部分造成他改变这样一种看法，是因为我们更加开诚布公地让他了解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觉得反兴奋剂工作宣传也是非常重要，比如讲中国从政府这个角度来领导、支持反兴奋剂的决心和力度是世界上没有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机制，国务院专门有一个反兴奋剂工作一个协调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是由十一个政府部委组成，这个在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当然反兴奋剂工作也有这样一种协调方式和其它部门来合作，但是像中国这样一种数量众多的中央级部委来协调指导这个工作，其它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李小萌：包括像我们通过了反兴奋剂条例，在全亚洲是第一个通过这样条例的国家。

　　赵 健：法规的进步这也是表明我们政府对反兴奋剂工作的立场和决心，2006年我们是亚洲第一个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兴奋剂公约的国家，这也是表明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种非常清楚的态度。另外从检查这个环节，业务这个环节，他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我们针对高水平的运动员，是怎样一种控制机制，对可能进入国家队或者进入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的运动员是怎样一个选拔机制，所以他也就清楚了，不可能出现他所说的那种什么一千个生面孔，我们的运动员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真正要进入国家队。

　　李小萌：一方面脚踏实地地做事，一方面加强沟通，扭转别人的这种态度，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我们国家的运动员，特别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究竟是怎么样一种监控机制呢？

　　赵 健：我们现在中国的高水平运动员大概两三万人，按照反兴奋剂工作的规定，和我们有限的资源，首先不可能对这两三万人天天查一遍，这是不可能，资源也不允许，这样做也是不可能，即使你这样做也未见得你就能够保证没有人使用药品。根据中国的情况，把运动项目可能发生兴奋剂问题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就是高危项目、中危项目以及低危项目。什么是高危项目？这个可能大家也知道。

　　李小萌：游泳。

　　赵 健：田径、游泳、举重、摔跤、柔道、自行车。这些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国，都是发生兴奋剂问题比较多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些项目首先作为我们的高危项目，这些高危项目里边的高水平运动员是我们控制的重点。

　　李小萌：和这个运动员过往的成绩，过往的良好记录没关系，就是他只要是重点就会监控他？

　　赵 健：是的。我们每年都要发布一个运动员清单，就是这些项目里面的哪些运动员按我们内部讲是一个重点控制群体吧，列入这个清单，他就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要报告他的行踪信息，这是一种特殊信息。

　　李小萌：行踪信息要细到什么程度？

　　赵 健：我今天到演播室来，如果说你到这儿来，需要提前报告反兴奋剂机构。

　　李小萌：这么细？如果晚上我请您吃顿饭这个也要报一下吗？

　　赵 健：一般来讲运动员的形成是很规律的，他不会出现这种临时性的活动，但是假如说他要离开驻地24小时以上需要报告。

　　李小萌：重点运动员的行踪都没有所谓的隐私权了。

　　赵 健：刘翔都要报，没有差别。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兴奋剂检查这个环节，时间非常重要，如果说这个有效性不能用时间得到保证，这个检查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系统，你只能怎么办呢？你得打电话到中央台，你说主持人什么时间在，那边说我大概什么时间，我告诉他我什么时间要检查他，如果这样提前多少天告诉他，我这种检查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70%的检查都是这样一种事先无通知的，这种所谓赛外检查，也叫飞行检查，突然出现，所以我必须要第一时间要找到这个运动员。

　　李小萌：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运动员早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赵 健：这是当运动员必须要遵守这样的一些规则吧。

　　李小萌：这是我们国家这样做还是说？

　　赵 健：国际普遍这样做。至少在反兴奋剂工作或者有很好的反兴奋剂计划的国家是这样做。

　　李小萌：对于2008年奥运会，我们国家提出来宁可少得一枚金牌，也不能出现一个阳性，也就是说从权重来看，这个更重要，为什么它比金牌更重要？

　　赵 健：我个人是这样理解，到底我们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为了什么，或者我们当运动员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那一块金牌吗？这里边涉及到我们参加奥运会，作为代表团也好，作为运动员个人也好，自己要有一个目标，到底为什么去参加奥运会，我个人觉得参加奥运会首要的目标可能还不是金牌，首要的目标还是以你这样一种竞技的方式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弘扬中华的体育精神，可能第二位甚至第三位才是获取优异的成绩，还不能说是金牌，如果说金牌，那悉尼奥运会只有80来个国家获取了奖牌，110多个国家，人家运动员都没有异议，所以说这个获取金牌或者奖牌也不是你最高的目标吧，但是第二目标是尽可能地展示优异成绩，你可以跟你自己比，当然你也可以跟其他人比。第三，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他人，能够带动或者能够促进大家对体育事业的这样一种热爱，对你这样一种体育精神的崇拜，我觉得对青少年也好，也是一种很好的影响。

　　李小萌：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体现。

　　赵 健：对。

　　对运动员来说，登上领奖台似乎也并不是一场比赛的结束。

　　2007年，国际田坛女飞人琼斯承认曾使用兴奋剂，被收回5枚奖牌，成为2007年最大的体育新闻之一；2008年1月2日，雅典奥运会男子百米冠军加特林因兴奋剂被禁赛四年，再掀体坛波澜，百米飞人不得不提前对2008奥运说再见。此前2007年10月10日，铁人三项选手王虹霓由于药物检查不合格也被禁赛两年，无缘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他们都为了自己的错误或失误付出了代价，栽倒在尿检瓶上。

　　李小萌：如果在平常被检测出来使用兴奋剂，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在奥运会期间被检测出来又会面临什么？

　　赵 健：从运动员会面临技术处罚，就是所谓禁赛，这个禁赛，奥运会也好，平常检查也好，没有太大的区别，按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运动员目前是这样，2009年就不是这样了，到目前运动员如果发生阳性，他应该接受至少两年的禁赛处罚，如果说奥运会和平常的处罚有什么不一样，大概奥运会丢的人更大，大家都在关注。

　　李小萌：尤其我们又是主办国家，主办城市。处罚上不会更严吗？

　　赵 健：处罚上没有，比如说他会按照赛会组委会或者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他会取消运动员的参赛资格，逐出奥运村，剩下的处罚要由他所属的单位协会来做，包括禁赛两年还是几年，这个由单位协会，他所属的单位协会来做出。

　　李小萌：据您了解的最严重的处罚会是到什么样程度？

　　赵 健：他会终身禁赛吧。比如说按照条例的规定，如果第二次发生阳性，可能就要面临终生禁赛的这样一种处罚。

　　李小萌：尽管有这么一把宝剑悬在这儿，但是还是不断有运动员会铤而走险，服用兴奋剂除了他是用作弊的手段获得一块金牌之外，负面的东西还有些什么呢？

　　赵 健：我觉得起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道德层面，对于体育的形象奥林匹克，或者体育的精神，或者体育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巨大伤害。第二个层面就是运动员本身，身体健康的伤害。运动员使用药物简单说就是一种对药品的滥用，药品是拿来治病的。

　　李小萌：是药三分毒。

　　赵 健：另外医生给开药都是按疗程来开，说这种药你只能服三天，你只能服一周，每天吃三次，每次一片，这一片大概十毫克。我举个例子，运动员服用类固醇类的所谓激素类的这样一些药品，应该是治疗量的数十倍，而且可能还不止服用一种，我们知道这种运动员用药有所谓堆积疗法，有所谓什么金字塔方式，所谓堆积疗法就是很多药物混在一块吃，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最后对于运动员的肝、肾、心脏，包括生殖系统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有些损害是不可逆的。

　　李小萌：能看得到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应该也有，就是服用兴奋剂造成对身体损害的。

　　赵 健：对，比如说激素类的，无论是雄性激素还是雌性激素这类的药品就会导致男性女性化，或者女性男性化，长胡子、体毛加重，或者脱发掉发，或者肢端肥大，比如生长激素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恶果。奥运会的历史上出过多次这种因为服药死人的，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一个自行车运动员就是因为服用这种过量的苯丙氨中途就倒下了。

　　李小萌：在赛场上？

　　赵 健：在赛场上就死了。环法自行车赛也出过死人的事儿。

　　李小萌：为什么还是会有人不断地去试？

　　赵 健：他们坚信，或者有些人坚信服了药以后会提高他的力量也好、速度也好，耐力也好，他相信这个。

　　李小萌：但是他知道如果他获得奖牌，他必然要去接受这个兴奋剂检测。

　　赵 健：比如说奥运会这样一种检查广泛宣传，我们要查多少，查得多严，实际上还是有运动员去碰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种比较愚蠢的行为，但细分析下，这里动机也是很复杂，或者原因也比较复杂，一部分运动员有侥幸心理，他觉得在一个很严密的控制之下不一定查得出来，万一没查出来，不就过了嘛。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些国家没有很好的兴奋剂控制计划，这些运动员并不知道这些东西会被查出来，平常他也没怎么接受过兴奋剂检查，所以可能原因还是多种多样的，有就是抱着我要闯一下，我闯过去就行。

　　李小萌：但面临的后果是一样的。

　　赵 健：一样的。

　　李小萌：据您了解，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兴奋剂，我想这也是像流行一样，今年可能流行这种，明年流行那种，现在是什么样的趋势？

　　赵 健：这确实跟药物的发展有一定关系，比如说从兴奋剂开始使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或者是在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或者更早一点时间，可能是以这种刺激剂为主的这样一些药物，比如说苯丙氨类的这样一些东西，后来合成类固醇出来以后，这类药物就成了大家，或者用药人趋之若鹜的，大家都去找这种药。随着合成类的EPO生长激素的解决，可能很多运动员又开始关注这些药品，当然也有些药品是所谓长盛不衰，一直在用，比如像合成类固醇这类药，到现在为止也是滥用程度最高的一类药品。另外一类的东西所谓内援性的激素，比如讲雄激素或者雌激素，或者是生长激素，或者是EPO这样一些东西，内援性激素，从检测这个角度来讲，它的难点在哪儿？就是要甄别它到底是你是外援摄取的还是人体自身产生的，所以这个难度在这儿。

　　李小萌：所以反兴奋剂的过程当中要想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并不容易。

　　赵 健：不太容易，所以有的人也讲，好像检测的技术永远落后于用药的技术，这么来看有一些道理，因为总是有了这样一种药以后，才去找如何检测这样一种药的方法和技术，包括有些是方法和技术，有的还要解决一些特殊的仪器设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会滞后于用药时间。

　　李小萌：具体到中国运动员身上，以前也因为出现过他服用的是中药，不知道可能会被检测出来，但是恰恰被检测了，像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避免发生？

　　赵 健：是的，确实误服误用的问题是现在反兴奋剂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有的运动员，因为从禁用的药物表上来看，有些药品是日常治疗病症的时候需要使用的，所以这里边就可能会出现误服误用的问题。

　　李小萌：我还看到说有一个运动员吃的肉多，而那个肉恰恰是用瘦肉精喂的猪的身上的肉，他也被检测成阳性。

　　赵 健：是的。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做这种工作，运动员要自觉预防，要有这样一种基本知识，不光是食品当中，就是平常看病也要注意，所以当运动员也是很不容易，有些药他就不能吃，或者他要吃这种药，要经过一定程序才能吃，比如说感冒药，或者是降血压一类的药，可能就要有选择地来吃，因为有些感冒药或者降血压的药，或者中药里边止咳用的糖浆类的药里边，就是会含有违禁的药物，老百姓用没有问题，但作为运动员来讲，他就不能使用。所以他要使用他要躲开这些药，假如说他有一些特殊的病症，他躲不开这些药，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有些糖尿病需要注射胰岛素，胰岛素本身是严格禁用的，但是如果你得这样一种病症时，你必须要注射胰岛素，你可以通过一定程序，得到豁免，你就可以使用。

　　李小萌：现在世界范围内都这么重视反兴奋剂的工作，但是是不是因为重视了，那些服用兴奋剂的人就会偃旗息鼓呢？

　　赵 健：为什么讲反兴奋剂工作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现在从竞技体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大家知道商业化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运动员靠这种获取金牌获得奖牌，会带来他巨大的社会或者经济的利益，而有些人也是要铤而走险，也是因为这样一种诱惑吧，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这个文化，无论是体育的文化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认知也好，我们要把体育放回原来的地位，就是体育到底是什么作用，是就这几块金牌，包括奥运会，就这几块金牌，还是说我们有别的这样一种更好的、更高的这样一种价值，如果这样一些问题不解决，可能我们就永远要面对类似于兴奋剂这样的问题。

　　李小萌：说到这儿我想问的是作为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工作人员，您跟您的同事怎么看待自己这份工作，怎么看待2008年奥运会自己要承担的这份责任？

　　赵 健：我觉得体育事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业，兴奋剂和这样一种体育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维护这样一种体育的崇高和光明，和健康的这样一种形象。北京奥运会，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是在一个方面我们来维护奥林匹克这样一种精神，和奥运会的这样一种纯洁，这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