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哥足球队在参加非洲杯赛途中遭恐怖分子袭击，致2死7伤，多哥政府决定球队退赛并用总统专机接回，总理宣布进入三天的全国哀悼日。

　　多哥队曾7次参加非洲杯足球赛，但每次都止步于小组赛。这一次，球队原本决定继续比赛，以告慰亡灵，但多哥政府坚持认为，在安保不足之下比赛，对球队每一分子及其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

　　这引出了一个严肃而略显宏大的话题：任务和生命，孰重？多哥尽管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经济贫困看来并没有导致他们精神贫困。这种对保全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也是普世准则。

　　这也引出一个异想天开的话题：假如遇袭的是中国男足呢？我们会不会坚持执行比赛任务，并将其变成展示超人性的舞台，刻意地“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是有这个传统的，中国足球也不例外———徐根宝说“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戚务生要“宁可悲壮死，不愿窝囊活”，阎世铎“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谢亚龙“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个个都曾有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不过，豪言说过，如同放完一个郁积已久的宿屁，现在大家都挺滋润地活着。

　　其实，中国人“置生死于度外”是装出来的，实际上从来“视生命如草芥”。鲁迅心中，中国有一部“人吃人”的历史，而近现代，他看到中国人不乏兴致地做“看客”，围观外国侵略者杀掉同胞，又为漠视生命的世道人心做了一回注解。当下，这种无所谓生命消逝的现象依然存在，“带血的GDP”之声不绝于耳，比如一桩又一桩矿难，一单又一单水源、食品污染和有毒有害事件。更无人道的是，有人把智障人士骗到矿山打工，伺机杀害以制造虚假矿难骗取赔偿，演出当代版的“吃人”！

　　有上述社会背景，加上中国男足的口碑和定位，若遭遇恐怖袭击的不幸，被国人以“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的心态对待的可能性显然不低。但是，生死当前以贵贱、高低、好恶分之，恰恰是当下中国经济腾飞但精神尚未脱贫的证据之一。

　　·汪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