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趣和执著

　　认识王宝泉的人都知道，王宝泉是一个“无趣”的人。“唱歌跳舞都不会，除非有中国队的特别重大的比赛，否则他连排球都一眼不看。”这是妻子徐玉英对丈夫的总结。

　　在天津市体育局工作的徐玉英是个疯狂的体育迷，凡有转播的比赛，网球、篮球、足球、乒乓球、跳水，哪怕是半夜三更，她也会一个人爬起来看电视。但看天津女排的比赛，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你想，家里两口人，一个在场边急成那样，一个在场地里满地乱滚，我这球看的是什么心情？完全感觉不到竞技体育的魅力，感受不到那种美。”

　　今年49岁的王宝泉1977年进入天津男排担任主力二传，1989年成为国家男排一员，1990年曾作为队长率领中国男排获得亚锦赛冠军，1992年退役后担任天津女排主教练。

　　1998年起王宝泉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并于2001年升职为国家女排助理教练。如果不是2001年6月被查出患有结核性脑膜炎退出国家队，王宝泉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路径，毕竟陈忠和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干到国家队主教练的。

　　连年南征北战让王宝泉很少有时间在家。“我怀孕6个月时，他去了国家队。”徐玉英觉得王宝泉对待国家队的召唤就像士兵对待命令一样，“他走的时候真是二话没有，我生王茜的时候，通讯也不方便，当天电话没打通，第二天他才知道的消息，晚上从北京赶了回来。陪我待了3天吧，等我出院当天晚上，他又回队了。”

　　这一走，等王宝泉再回家时，1岁半的王茜都在学走路了。随后的日子依然是聚少离多，徐玉英只能自己带着孩子生活。“记得有一次我弟弟的孩子过生日，我带王茜去聚餐，看人家都是一家三口来，王茜就哭了，那时候她四五岁吧。”

　　有争议的魔鬼训练

　　天津女排训练时，场地上像开动了一部庞大的、快速运转的机器，排球馆里回荡着皮球砸到地上、墙上的砰砰声，震撼人心。新任主教练刘晓明和助理教练一左一右站在网前连珠炮似的把球扣出去，而接受训练的队员站在端线，先奔向左角摔救一个险球，然后马上站起来跑向右角摔救猛扣过来的另一个球，这样穿梭奔跑、鱼跃摔救，大约每5秒钟一个往返，稍有懈怠或者连续几次救不到球，铁青着脸的刘晓明就会狠狠骂过来。

　　在场的天津电视台记者们却是一脸见怪不怪的表情。“这已经降低难度了，宝泉在的时候练得比这个还狠。”

　　王宝泉接手之前，天津队在全国女排联赛中名列第八，濒临降级。当时的主教练是赵雪琪，她说天津女排没有别的队伍出色的身体素质，只能在地面上多下苦功，做一个抻不断、拉不折的“橡皮筋”。老太太将地面划成100多个防守区域，划分给每个人。赵雪琪最得意的弟子是李珊，练得最苦的也是她，一次赵雪琪在骂完李珊后抱着她痛哭，说天津队如果有一个人能进国家队就是你……如此苦心，造就了今天的李珊、杨洁、张娜、李娟。

　　2001年，王宝泉接任天津女排主教练，在延续魔鬼式训练风格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带队理念。“他在训练的针对性上并不像外表给人的感觉——直，而是很有头脑。没有任何优势和特点的天津队靠的就是技术全面以及顽强的比赛作风，打不死我，我再找机会打死你，也就是打防守反击。王宝泉还继承了老女排在一传、防守以及小球串联细微环节的优点，形成了天津女排‘快速，全面，多变’的‘杀手锏’。”和王宝泉有十多年合作经历的现天津女排领队兼教练常良才说。

　　“大运动量不一定出成绩，但运动量不大，一定不能出成绩。”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天津女排10个队员9个有伤，没伤的几乎没有。现天津队队员兼助理教练李珊向本刊记者回忆，上届全运会马上要出发打比赛时，队员们都要求打封闭。

　　常良才说，几乎每个队员在训练中都挨过骂，甚至和王宝泉吵过架。“练到队员们的身体极限，她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完不成还要挨骂、挨罚，心里肯定很委屈。有的两三天都不理王宝泉。但是运动队的人就是这样，知道王宝泉是对事不对人，过个几天就又都有说有笑了。”很多队员都是在退役了才发现，吵吵闹闹中已经和王宝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老女排的精神确实融入了王宝泉的骨子里。在高强度对抗中，球迷们极少看到天津女排被击垮及溃不成军的时候。”《天津日报》记者孟凡强还记得：“2001年王宝泉出任天津女排主教练，正赶上备战广东九运会。当时他脑膜炎刚好，但是走路顺拐，没人扶着，他走道就是在原地转圈。医生不让他出院，说：你要走，我不负责任。结果他给医生写了份生死状。那次比赛，天津女排取得了本队历史最好战绩，第五名。”

　　一个家庭的压力

　　如果非要将蔡斌和王宝泉做比较，那就是蔡斌“过潮”，王宝泉“太土”。“蔡斌以前带国青队，比赛少，训练压力不大，他接触新鲜事务的能力更丰富，涉猎也比较广，个性上又希望展现一些新东西。但是他有些冒进。王宝泉的眼里就盯着训练和比赛，不上网，没有自己的电脑，也不看电视。只能说各有特点，不好分出优劣来。”某排球专业人士指出。

　　在3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排管中心主任徐利对蔡斌一年任期做出了这样的结论：“球队作风不好，队里没能形成一股向上的氛围。”颇有“全盘否定”的意味。

　　事后回想，孟凡强才突然明白，就在排管中心宣布之前，王宝泉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一个新的压力更大的岗位，而且是别无选择。孟凡强采访徐玉英时，王宝泉就坐在旁边听，结婚22年，这是他第一次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爱人讲他们的感情。徐玉英打发时间的办法，除了看书、看报、看电视，就是一个人散步。她说：“我看报纸连征婚广告都一条不落，你知道我有多无聊了吧。我也不爱逛街，也没别的什么爱好，所以除了上班就在家待着。单位领导同事都很照顾我，他们也知道我的具体情况，所以每次宝泉回家，他们都让我也歇几天，好好陪陪他，我也挺感激他们的。”

　　作为妻子，徐玉英在料理好丈夫、孩子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兼任着“心理按摩师”的工作。“要是他们比赛没打好，回家以后，我首先得装轻松，但又不能刻意回避比赛这个话题，因为眼睁着事情就摆在这儿。一般情况就我问宝泉，是不是运动量太大了，伤又厉害了？是不是该调整一下？最后我跟他讲，关键是你的心态，你要是紧张，心里要是没根，那就肯定没戏了。”

　　对于王茜，解压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变化。“主要也是跟她聊天，但更多是哄着，不是商量和建议，毕竟她还是孩子。唯一要注意的是绝不能我自己先着急，唉，真是累心。”徐玉英说。

　　王宝泉最初是反对女儿打排球的。王茜上小学时喜欢上了排球，王宝泉坚持认为：“打着玩可以，别打专业。”但是王茜是个有主意的孩子，用天津话说叫“拧”，在父亲的强势反对下，她凭借天赋和刻苦从排球班练到体工大队，再到天津二线队，走上了一条专业排球运动员的道路。“某一天，王宝泉把王茜带到天津女排训练馆，父女俩约定好，单练一次，如果王茜能练下来就进队，练不下来该干嘛干嘛。那次上了很大的量，王茜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王宝泉这才同意女儿进一队。”

　　父-女和教练-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让这个家庭承受了太多的压力。王宝泉不想让别的队员认为自己对女儿特殊化，因此在训练场上对王茜练得更狠，而王茜有了委屈和压力既不能跟别的队员说，又不能跟父亲说，母亲成为她释放压力的唯一渠道。王茜特别懂事，她脑子里始终有这样的意识：不能因为自己导致父亲和队员们关系不好。有一个细节孟凡强记忆犹新：“王宝泉白天训练完，晚上会开车回家。王茜完全可以在晚上坐父亲的车一起回家，但是她不走，和别的队员一样住在运动员宿舍里。问起来，她就说：‘大伙什么样，我就什么样，不能给我爸找麻烦。’”

　　2010年全国女排联赛，从3月14日天津队客场落败到3月21日主场夺冠，徐玉英这一周过得并不比丈夫和女儿轻松多少，陪着丈夫失眠，陪着女儿聊天，这一周她就没怎么正经吃一顿饭。

　　最后的煎熬之后，冠军到手了。赛后，王宝泉和王茜随全队去参加庆功宴，徐玉英说她一个人回到家，感觉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干脆自己去外边散步消遣，“我这一星期真不知道怎么过的，我也说不出当时的心情。”

　　公布中国女排主教练人选这天，王宝泉关了手机，想趁去国家队之前好好陪陪妻子、孩子。徐玉英的电话则响个不停，全是朋友、同事表示祝贺的。“大家都说我命好，丈夫、闺女多风光，多露脸。我就跟宝泉说：‘下次谁跟我这么说，我跟谁急，我让他们试试我这种生活，这叫过日子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