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2日正式上任到和记者面对面坐下来聊天时，韦迪上任已临近百天。在这些日子里，他始终被各种舆论所包围。现如今，足协中层调岗已经完成，新来人皆为韦迪“中意”之人，足协已经彻底进入韦迪时代。

　　和记者面对面坐下来，韦迪谈了自己对中国足球将来的设想，采访临结束时他说：“我希望大家现在抱着一种拭目以待的态度，是好、是坏都没必要轻易下结论“。刚上任时，韦迪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着所有记者说过“干不好就辞职”，现在他坚信自己可以干好。

　　谈新中层

　　新人干得不好，将提前走人

　　新京报：中层更新完毕，你下一步还有什么大的动作吗？

　　韦迪：没大动作了。下一步就该踏踏实实工作了，分部门按部就班地展开工作，出了问题该谁负责谁负责。

　　新京报：结束一年的借调工作后，足协会对这些挂职的领导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吗？

　　韦迪：你想啊，既然是总局选他们来挂职，在任职结束后能不给一个基本说法吗？他们挂职的期限是一年，人事关系还没调过来，就是来协助、支援足协工作的，工资都是由原来单位开。对于他们来讲，问责制是百分之百的，干不好就要实行问责制。

　　新京报：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新的领导都是足球的外行。

　　韦迪：在足协工作的这些人，都应该是管理内行，会踢球如果不懂管理，也不是内行。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足球外行，但组织派我和他们到这里来，也不是来踢球的，我们需要做好的是管理。是不是足球出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是否正派，他所具备的知识储备够不够这个岗位的要求。如果能适应岗位要求，那么很快就能进入角色了。

　　我大学时学的是体育教育，那么对于我来讲，除了当体育老师是内行外，到其他领域都是外行了，这显然是不对的。当组织通知我到水上中心任职时，我跑到体育出版社专门买了三本关于水上项目的教材，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项目盲”的问题，当时我对水上项目根本就不了解，但到四年后，还不是拿到了奥运冠军吗？再一个奥运周期后，不也增加了好几块金牌吗？

　　新京报：这些新中层的权力有多大？

　　韦迪：他们需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自己所领导部门的管理工作。我要下放权力给他们，否则累死我也干不明白。我听说原来国字号球队中，关于谁上场、打什么阵型领导都会干预，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新京报：有媒体评价，新领导班子比原来更务实，你怎么认为？

　　韦迪：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你们对他们应该抱着一种拭目以待的态度。我们还得通过一段实践来看他们是否适应现在的岗位。如果真的不适应现在的岗位，那么可能挂职不到一年，我们就得跟组织申请让他离开。

　　谈旧提议

　　国奥打中超，是我犯了错误

　　新京报：有人说，和青少年足球相比，你更关心国奥队能否具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以及国奥队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因为这关系到你的政绩。

　　韦迪：谁说我只为了政绩、只关心明年奥运会预选赛能不能出线啊？！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我连明年奥运会预选赛怎么打还一点都没琢磨呢。恰恰是总局现在已经启动了奥运备战工作报告了，我到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谈点什么呢。

　　新京报：你就谈国奥打中超吧，这是你上任以来提出的“最伟大”的想法。

　　韦迪：哈哈，我这个应该是犯了传统体育管理模式必须要进入职业体育训练模式中去的错误。

　　新京报：你承认你的想法错了？

　　韦迪：那当然……不，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这种提法最起码是不合适的。我的动机是好的，但这种所谓的动议存在不足，那么就必须进行调整。我不承认给国字号球队增加更多训练时间和比赛机会是错的。

　　新京报：上任之初，外界很支持你，但自从你提出国奥打职业联赛这个想法后，对你的支持声越来越少了，骂声在逐渐增多。

　　韦迪：我不担心外界不支持我，因为大家还是要看最后实践的结果的。在我推出这个提议之前，有反对声是早就预见到了的。我提出这个想法后，连足协内部对我都有很大意见，这些我心里很清楚，就甭提社会各界了。

　　新京报：在水上管理中心，你恐怕听不到这么多骂声，接受不了这么多采访吧？

　　韦迪：足球的环境本来就是最开放的、最透明的，这都没什么，让大家说吧，说什么都行，没坏处。没点承受能力的话，足协这活干不了。

　　新京报：到足协后，你的承受能力变强了吧。

　　韦迪：我的承受能力本来就很强。我在任何事上就没怕过、为难过。

　　新京报：你认为你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形式是错的？

　　韦迪：对。既然这是错的，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让国字号球队打中超呢？我们会变一种模式，请联赛当中的队伍陪国奥队来打比赛，这不就得了吗？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管理者，必须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失误。既然不合适，我为什么不改呢？如果你们非得让我韦迪承认“我错了”，那么我会说，当时那个办法在设计上绝对有错，这不就完了吗？

　　谈青少年

　　四批球员，将赴欧踢球

　　新京报：足协准备派80~100名青少年球员到欧洲去踢球，能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吗？

　　韦迪：这是我们发展青少年足球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今年会将80~100名青少年球员送到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去踢球，我们之前和巴萨俱乐部已经建立了联系。

　　新京报：关于这件事现在还没有什么眉目，具体什么时候能成形？

　　韦迪：那要等到今年下半年了。我们上半年会与接待方进行对接，确定训练模式，然后还要在国内开展这个年龄段球员(15~17岁)的训练营，然后再请外方人员过来选择球员。

　　新京报：球员的选拔工作是由足协完成吗？

　　韦迪：当然不是了，我们要是真选拔，你们又该说什么内部操作，足协搞黑幕了。我们这次完全由外方专家来选择球员，用他们西方球探的眼光来看哪些孩子更适合发展。

　　新京报：这似乎和健力宝模式有些相像？

　　韦迪：不，我们肯定不会走健力宝模式。健力宝在巴西训练时是一支球队集中在一起，找其他队伍打比赛，这显然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的足球风格，捕捉不到当地足球文化特有的精神。所以我们这次去是集中和分散相结合。欧洲这些青少年队伍不是每天都训练的，他们可能一周只训练三四次，所以在人家不练的时候，我们集中在一起继续训练，而人家训练的时候，我们再把队员分散到各支队伍当中，这种有分有合的方式可能会更有效。

　　新京报：孩子们的文化课学习怎么办？

　　韦迪：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首先接待方要保证相关的学习，你比如说当地语言的学习。另外中方的学习，我们主要考虑通过网络教学的方式，必须让孩子们学习数、理、化。难道孩子们送出去，我们什么都不管了，回来之后都是半文盲？这样也踢不好球。

　　新京报：这个出去踢球的周期是怎么计算的？

　　韦迪：一拨孩子出去，最起码在当地踢上2~3年。而且肯定不止一拨，最起码在我任期内，会派出4批球员。如果咱们真的有四五百名球员在欧洲踢球，咱们还用担心没人能够入选他们的一线队吗？他们进入对方一线队越多越好，这就是海外兵团效应，等咱们需要时，他们是中国籍，会在第一时间支援国家。

　　新京报：除了西班牙，没有其他国家了吗？

　　韦迪：肯定不止西班牙一个国家，还会有欧洲其他国家，因为我们学习也肯定不会只学西班牙一家。我们还要组织欧洲当地的一些青少年足球专家到中国来办专题的训练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