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工作组进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组将在足协工作一个月，具体指导足管中心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整顿工作。

　　3月2日，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明确表态：“零容忍”足坛假赌黑，并且还代表中国足协向全国球迷道了歉。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3月4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足坛假赌黑的问题，靠足协自身是解决不了的。”

　　处罚应当结合商业贿赂

　　“目前利用行政手段解决足坛假赌黑问题，显然力度不够，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侯欣一告诉记者，因为足球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而且是一个非常“强”的群体。

　　对于“假球”的界定，侯欣一建议进一步细化，使之可操作。现实中，假球靠行业经验界定、靠专业人士判断，“如果体育法中有明确的界定，那么打假就有了依据。”侯欣一说。

　　再说“赌球”。按照我国刑法，赌球只能参照赌博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也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赌球者吃进的，往往以百万、千万元计，甚至高达上亿元。一场假球的参与人员众多，除了裁判、官员，还有俱乐部、球员、教练等等。”侯欣一认为，刑法中对赌博的打击力度偏轻，缺乏震慑作用，这也是赌球者胆子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客观上制约了禁赌的发展。

　　在侯欣一看来，国内的“假球”、“赌球”与“商业贿赂”可以用三位一体来形容，而商业贿赂罪的量刑标准还是很严的。“如果把赌博和商业贿赂结合起来处罚，应该可以起到治理作用。”侯欣一说。

　　“如何建立司法介入的长效机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侯欣一建议，足协以外应该有个常设机构担负长期监督的职能，比如公安机关可以在足协常设一个举报中心。

　　半市场化造成目前问题

　　侯欣一是个标准的球迷，“从足球市场化的那天起，我就开始看球，中超我还去现场看。”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足协“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体制。

　　3月2日，韦迪表示，希望在他退休前中国足协能够实现政企分开、管办分开。“这一步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足球迈出职业化改革第一步。”侯欣一说，中国足球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不仅是打黑打赌的问题了，而是要对现行体制“动大手术”的时候了。

　　“建议足协与足管中心分开，足协就是运营公司，把权力完全放给俱乐部，由各俱乐部参与形成类似足球联盟的组织，从事行业治理和经营，足管中心只负责出台政策。足球管理中心不能通过管理获取经营中产生的利益，否则不但于法于理不通，还会与俱乐部争利，抑制俱乐部的良性发展。”侯欣一认为，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最终要走的一步。

　　“中国足球今天的局面，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半市场化造成的。”侯欣一告诉记者，市场本身能建立一种机制，政府加以适当地引导，让足球项目自身发展壮大。

　　由于目前足协干预太多，限制了俱乐部的投资热情，使得行业发展困难，市场化程度不够。市场化程度不够，又很难吸引优秀人才，导致从业人员素质难以提高。

　　“运动员的转会和收入受到干预，使得他们的收入没有保障。如果收入有了保障，就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侯欣一表示，竞技体育就是娱乐，就应该放到市场中去，特别是像足球这样有着广泛影响、群众参与度较高的项目，就更要归还竞技体育的本质。如果竞技体育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只能扼杀了这项运动。

　　“其实，只要让足球彻底市场化，按照足球自身的规律去发展，其水平自然就会提高。而联赛搞好了，水平提高了，国家队的成绩自然也会上升。”侯欣一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拓宽监督渠道令盗贼现形

　　韦迪对中国足协原高层人员“监守自盗”的谴责，可谓一针见血，不仅概括了足坛腐败及剧变的本原，更对后来者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警醒。而利用公权寻私，是更“高级”、更隐蔽、危害性更大的监守自盗。

　　这些“大盗”们娴熟地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巧妙地进行多个环节的权力套现。而且，他们涉及金额之大、影响之恶劣，足以让国人摇头。

　　曾经有多位专家指出，国有股份应该退出俱乐部，“否则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侯欣一说，由于国有公司的存在，使俱乐部主体之间无法公平竞争，从另一方面制约着这一运动的良性发展。

　　足球是最早走上市场化道路的，但是没有体现市场化的公平和公正。侯欣一说，在足球比赛现场，他曾听到球迷高喊假球，还拉出写有“打假球”字样的横幅，可是足协的不作为让球迷无可奈何。“足协竟然让球迷提供证据，如果球迷手里有证据，也是非法搜集来的。”

　　“青岛海利丰俱乐部的老总竟然说，‘中甲赌球暴露得少，是因为我们被关注得少’。”侯欣一建议，消除公权力的监守自盗，除了从上至下的监督和排查，还必须拓宽监督渠道，让群众雪亮的目光逼视这些盗贼现出原形。（杨傲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