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日，东京。中日韩的足球官员，第一次坐到一起探讨东亚足球的发展。”作为日本J联赛的工作人员，朱晓东亲历了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方聚会。

　　至今，朱晓东还清晰地记得，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的“中超规划”，包括升降级制度、球员转会、赛事管理、赞助冠名等内容。“宏伟的‘中超蓝图’令日韩官员大为吃惊。会后，一个J联赛的官员对我说，中国的中超让我们很害怕，中国的经济已快速发展，现在足球也要强盛起来啦！”朱晓东说。

　　然而，9年过去了，日本人的担忧没有成为现实，中国足球愈加低迷。显然，中超联赛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划”行事，规划成为一纸空文。

　　少数人把持中国足球

　　朱晓东认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足球的所属权问题。他质问：“有人能回答，中国足球属于谁吗？”

　　他认为，中国足球的最大“特色”，是体制上的一言堂制度。“在我看来，少数人把持着中国足球，他们为所欲为。很多足协官员只是对上听领导，对下却不听民声。”这样的体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和2004年中超元年的“G7革命”。

　　风波过后的2005年，由于各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组建了中超公司，俱乐部才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日本模式可借鉴

　　在朱晓东看来，中日足球的最大差异在于体制。“日本J联赛是‘会员制’，会员大会对联赛的重大决策拥有神圣的投票权，并选举出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委员大会，下设常务管理机构董事会。董事会下设裁判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等部门，董事会的主席和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全由会员大会投票产生。”

　　朱晓东介绍，J联赛董事会一共有15个成员名额，这15个成员分别来自3个阵营：5人来自日本足协及J联赛的管理层，5人来自足球俱乐部，另外5人来自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由社会名流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士组成。

　　朱晓东表示，日本足球管理模式值得借鉴，尤其是他们的管理模式更能保证联赛的公平、公正性，同时能有效地维护各俱乐部的合法权益。而来自社会的力量，则代表球迷及民众，对联赛进行监督和参与联赛建设。这是一个民主而严谨的制度构架。

　　本报记者 刘大伟J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