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一二把手一起落马，国家体育总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原水上中心主任韦迪接替南勇，担任新一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引起了国人一片欢腾。很多善良的人们都在庆幸，已经跌入底谷的中国足球这下应该算是真正的底谷了，没地方再跌了，经过这次强劲的抓赌打黑风暴，中国足球应该慢慢地“龙抬头”了吧？

　　我非常理解人们这样的良好愿望，自己内心何尝不是呢？但良好的愿望仅仅只在愿望，如果中国足球现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改变，不要说换个新“掌门”，就是换来个“神仙”也不管用，南勇“进去”了，保不住过几年一个又一个的“北勇”、“西勇”又“进去”了，中国足球仍然难有出头之日。

　　球越踢越假，足球越来越臭是必然

　　大概是二年前，记者参加一个饭局，席间一位已经退役的国字号球员像讲笑话似地给记者讲了个真事，说有个赛季本队全部比赛只有一场不是由领导安排好的，队员们上场比赛就是走过场，对那场领导没法“安排”的比赛，赛前领导再三要求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拿下来。”那位球员几年后仍然可怜巴巴地在饭局上说：“不是我们不想竭尽全力踢好比赛，拿下比赛，真是不知道怎么踢，真的不会踢啊。”

　　这就是中国足球比赛的真实现状。大部分比赛都事先“安排”好，这种“安排”不外乎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球队相互之间打默契球，根据两个俱乐部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需要，事先商量好了，这种情况在国内比赛的假球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你需要保级，需要这关键的三分，那么我已经保级成功了，可以给你三分，但明年两场球的六分你得统统给我；或者是你得给我多少多少真金白银。曾经有个中超球队，一段时间内状态突然急剧下滑，逮谁输谁，而且输球过程中教练、球员不正常的情况不断出现，于是乎，当地媒体义愤填膺，集体炮轰球队、炮轰教练和球员打假球，要求“抓内奸”。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记者们发现自己都“上当”了，原来这其中几场球不只是教练球员在打假球，而是比赛胜负早就有领导“安排”好了，教练球员只是“执行不力”，输得难看了点。

　　第二种情况是某些场次的比赛对本队十分关键，但对方球队也十分关键，球队间没办法“安排”，那就看各队的“神通”了。所谓的“神通”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你跟中国足协，尤其是关键人物的关系“铁不铁”，从而安排“领旨”的比赛裁判、比赛监督，“协助”你顺利地拿下想要的比赛。当然，你跟足协官员“铁”，自然不是没代价的，国内各个俱乐部都有笔“灰色”支出，那就是给足协官员和裁判“做工作”的，这是国内公开的秘密。以至于著名教练陈亦明公开声称：中国足球没有黑哨，只有官哨。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种情况，就是有种情况复杂，对方俱乐部和足协官员裁判都不好“买”，或都“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摆平，那就通过“相当人士”安排，买通对方球队的教练和球员。在近几年每个赛季的中超比赛中，总有不同的球队此起彼伏地在赛后表示本队有球员场上表现异常，大喊“抓内鬼”，原因就在这里。

　　近年，随着赌球的出现，假球也就出现了第四种情况，为了自己赌球发财，一些足协官员、俱乐部官员甚至老板，以及教练、球员，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比赛。

　　试想，国内赛场上的比赛越踢越假，假到要真踢都不会踢的程度，中国足球一输再输，那还不正常吗？

　　球越踢越假，那不是职业化的必然

　　很多人把中国足球目前的病入膏肓归罪于职业化，国家体育总局似乎也认为这是举国体制缺失带来的后果。但记者感觉恰恰相反，这是权力过度集中，集中到对中国足球而言，中国足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地步，而不用考虑任何其它因素。

　　搞了二十多年体育报道，也关注了中国足球二十多年。翻开已经泛黄的贴报，本人二十年前的一篇作品《“游戏”足球，何日腾飞》触动了记者的记忆。那是1990年12月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进行的甲B联赛，当时是赛会制，稿子写的是天津队与当时北京部队的一场比赛，全场比赛两队如同“游戏”，寒风中球迷高喊“比赛赶快结束”的状况，以及大多比赛是默契球、假球的情况。

　　可见，所谓假球、黑哨，绝对不是职业化的产物，而是早在职业化以前就已经泛滥成灾了。记得当时有一位中国足协的负责人和一位与裁判相关的足协官员来到那次甲B联赛的赛场，记者曾经悄悄地问过一位球队的负责人，你们怎么给这两位“意思意思”的，那位负责人回答的大意是：给足协领导没什么，也就是雨花石、云锦等地方特产"意思意思"；而对那位足协负责裁判工作的普通官员，这么球队领导给记者做了个数钱的手势，至于给多少“意思”，没向记者透露。

　　而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以往的这种“意思意思”，渐渐地变成每个俱乐部一笔巨大的“灰色”开支了。足球的职业化，诞生了一个新的市场，据保守估计，如果算上相关的产业，这个市场的容量应该是数百亿人民币，这个不小的市场也渐渐地为腐败和“假赌黑”提供了一块巨大的温床。但这不是中国足球假赌黑的必然，也不是足球越踢越臭的根源。放眼世界足坛，巴西、阿根延、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没有一个不是足球高度职业化的国家。真正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抓住了足球职业化这一世界足坛的大势，但实行的恰恰是绝对不职业化的“伪职业化”。

　　像国外职业足球高度发达的国家，国家足协只是足球的宏观管理和协调部门，职业联赛有独立的职业公司来操作，至于对足协和俱乐部的监管有专门的部门和司法机关进行。而我们的中国足协，在足球界的权力可

　　以说是大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它不仅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赛事组织者，还是赛事监督者，但凡跟足球搭上的事儿，只有中国足协说了算，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断言：“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中国足球的问题就出在这儿。足协领导与足管中心领导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他们可以不经讨论、不经投票，就有权力撇开中超公司来做诸如中超联赛谁来冠名、怎么冠名、是否升降级、是否南北分区、打多久什么时候打；可以不经过教练委员会，甚至不经过足协(中心)集体研究讨论就一人决定国家队谁来当教练、国家队比赛谁来承办、在哪儿打等等重大决定，两块牌子根据他们的需要翻来翻去，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是不正常的。

　　足球要踢好，真正职业化是出路

　　说中国足球堕落到如今地步，都是因为丢掉了举国体制的法宝，是实行职业化惹祸的一些人，以国内其它项目为参照，说人家跳水、乒乓、羽毛球、射击等就是在举国体制下夺得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

　　但是，足球不是乒乓球，不是羽毛球，也不是跳水，不是游泳，抓十几，二十个，最多一二百精英，天天集训，搞好了，拿金牌就可以了。足球不是几百人的积塔，需要是几十万，几百万，数千万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发展又和联赛的良性发展，俱乐部的梯队建设，整个青少年足球的培养等等有关。

　　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著名反黑先锋陈培德直言不讳地说过，我们的奥运会金牌其实大多数价格很低，因为我们在奥运会上拿金牌的项目，大多数是人家不怎么搞的，是我们专业选手战胜人家的业余选手取得的。

　　而像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项目，随着国外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职业球员参加到世界大赛和奥运会上来，我们在世界大赛和奥运会上的成绩都在不断地下滑，这其中不仅是足球，也包括篮球和排球等项目。

　　而中国足球1992年开始实行职业化改革的背景是，当时的国家体委制定了奥运战略，简单一句话叫做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重点是什么？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缩短战线，就是把类似三大球的集体项目。在这个条件下，在全国性地出现了三大球被删减、被砍掉的局面。其中足球人数最多，金牌特别难拿，成本最高，大有被体育部门扫地出门的危险。

　　而在此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初，各地企业的参与，球迷的参与，媒体的参与，使中国足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那时记者的家就在五台山体育场旁边，当时的江苏迈特队只是个甲B球队，但每逢比赛日，晚上七点半的比赛，下午四五点场馆四周的喇叭声、锣鼓声就搞得在家休息的人没法休息了，警察也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在四周上班值勤了，而比赛过程中场场爆满的球迷更是热血沸腾。如果按当时的态势发展下去，中国足球绝对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局面。

　　然而，我们的体育管理部门、足球管理部门，一方面在奥运金牌的压力下无力搞好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足球项目，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职业化进程中所带来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完全违背职业足球的发展规律和需要，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设计政策、管理足球。从而让我们的足球不仅踢走了观众，更踢走了成绩，还踢出了一大堆违法犯罪的东西来。

　　从这点出发，目前的足球抓赌打黑风暴来得正是时候，它可以荡除目前中国足坛的种种污泥浊水。然后，如果不改变中国足球现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风暴过后，土壤不变，中国足球必将产生新的污泥浊水，一个南勇进去了，后面必将有一个又一个的“北勇”、“西勇”前赴后继。

　　从王俊生，到阎世锋，到谢亚龙，再到南勇，我们的足协“掌门”换了一个又一个，却一个又一个地因为中国足球成绩下滑、丑闻不断而成为球迷泄愤的对象，最后甚至成了阶下囚，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中国足球要发展，必须推倒重来，必须彻底改革中国足协集管理者、执行者、监督者于一身的集权制度，回到真正职业化的健康轨道上来，真正按产业发展、市场发展的规则来管理足球，经营足球，监督足球。

　　而在这方面，欧美足球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成功经验已经为我们绘制了非常好的蓝本。(朱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