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安部牵头的足坛反赌风暴反响巨大。截至目前，官方通报的案情，涉及2场中甲比赛、4支球队、20余人，他们的身份包括俱乐部董事长、经理、领队和中间人，以及唯一一名足协官员范广明。截至记者发稿，尚无参与假球的现役球员、教练被公开通报。

　　中国的足球圈里，究竟隐匿着怎样的一个假球江湖？是谁编织成了这张假球大网？

　　裁判

　　在舆论的声讨中，中国足协曾经以“没有证据”为由，拒绝承认黑哨的存在，直到龚建平案发。

　　与假球有关的信息，最早被人们关注到的角色，是裁判。

　　谭剑曾与目前涉案的青岛海利丰队有过业务往来，对海利丰俱乐部有较多了解。他介绍，“黑哨”假球的一般操作方式如下：每次有重大比赛之前，俱乐部都要开会商量具体策略，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是否有做裁判工作的必要。主教练的意见是基础意见，如果是主场，战胜对方的把握很大，就不必“直接给钱”，好好招待一番就是了。如果比赛场次关系到升降级或夺得重要的名次，就会不惜血本。二是送多少。从1996年开始，一般在3万到8万之间，最多也有10多万元的。并不是俱乐部不肯多给，而是裁判员不敢收那么多。送得多，一般都是判罚难度大，场次关键的时刻。第三个问题是通过什么渠道，由谁去给。一般俱乐部要通过一个中间的熟人介绍，然后俱乐部安排具体人去见面。

　　收了钱的裁判，成为足球场上的“第12名队员”。谭剑说，这样的假球，在联赛开赛后两三年，就已经在足球圈蔓延。

　　黑哨问题开始被媒体和公众关注，始于1998年。当年9月，大连万达俱乐部老板王健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大连足球俱乐部因中国足球黑暗而决定退出中国足坛。他说：“假如有司法部门介入，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足球有多少黑哨和假球。”

　　2000年4月30日，在足球圈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国安俱乐部老板李士林也因对裁判员判罚不满而宣布退出中国足坛。

　　在舆论的一致声讨中，作为行业管理者的中国足协，一直以“没有证据”为由，拒绝承认黑哨问题的存在。一直到2001年，龚建平案发。

　　龚建平是职业联赛设立16年来，中国足坛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因腐败问题被判刑的人。2001年，浙江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发起打黑运动，裁判龚建平主动交回受贿款，并写了自白书。其后，龚建平被判10年徒刑，服刑两年后死于狱中。

　　球员

　　由一个在足球圈里人脉广的中间人从中联络。中间人能得到“买球”总价的10%左右的酬劳。

　　2009赛季，在中国足协注册，有资格上场比赛的球员，只有1300人左右。亿万球迷的激情、失望和期待，都围绕着这1300人展开。

　　龚建平案前后，假球的运作模式发生变化。绿茵场上可以直接决定比分的球员开始直接参与造假。

　　“做一场比赛，3个人就够了，一个守门员，一个前锋，一个中场核心。”谭剑说，具体操作上，一般俱乐部并不直接和球员联系，而是由一个在足球圈里人脉广的中间人从中联络。中间人能得到“买球”总价的10%左右的酬劳。目前涉案的尤可为就是这样的角色。

　　“敢接活的，一般是队里的大哥级人物，影响力在五六个人以上，打得上绝对主力。”谭剑说，“每个队都有一个核心，俗称大哥，小弟必须得听大哥的，不然很难混下去。从国家队出来的都是老大，很多人都想进，出来后好统治一方。曾经有人给我打电话，山东的队员，那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说给我运作进国家队，给10万。哪怕打不进主力也没关系，只要国家队有我名字就行了。”

　　球员参与做假球，有各种不同原因，巨大的利益诱惑是最重要的。谭剑说，曾有俱乐部打电话给他，让他牵线找国安的三个绝对主力，一人给50万，被他拒绝了。

　　教练员

　　俱乐部有时会直接找到教练。有的教练会联系对方队中熟悉的球员，完成间接的金钱交易。

　　几乎与球员同时，一些能操纵球员的教练，也参与到买球卖球中来。需要买球“保级升级”的俱乐部，有时会直接找到教练。有的教练也会联系对方队中熟悉的球员，完成一种间接的金钱交易。

　　“教练和俱乐部都是签约制，有升级的压力，如果三场不胜，他就特需要赢一场或者平一场，有了这一分，或者三分，俱乐部的名次就能上升，也保证他们在俱乐部老板面前的一种颜面，所以它就要找熟悉的队员，活动活动，通融一下。”谭剑分析。

　　教练和球员也会达成某种默契，“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约定，明年你踢得不开心，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样球员肯定会帮忙啊，明年就可以跳槽啊，待遇肯定还不错。”

　　在中国，绝大多数足球教练是足球运动员出身。许多人在从球员到教练员的转化过程中，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他们能够走上教练岗位凭的是声望、资历或者机遇，目前中国各俱乐部的教练，差不多清一色由退役球员担任。这为“交易”的进行提供了土壤。

　　俱乐部

　　假球和赌球甚至成了某些俱乐部的生存之道。目前正被调查的海利丰或许就是典型代表。

　　“假球发展到后期，已经是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直接谈了。”谭剑说。

　　目前被公安部曝光的两起假球案，均为此种类型。

　　2006年中甲联赛第17轮，有“冲超”希望的广州医药队主场对阵山西陆虎队，为了确保冲超成功，广药向山西陆虎支付了20万。

　　2007年9月22日，“中甲”联赛成都谢菲联足球队客场对阵青岛海利丰足球队，当时正是前者“冲超”的关键时期。经双方协商，成都谢菲联队以数十万现金并免费让青岛海利丰队在其训练基地冬训一个月为条件，让青岛海利丰队在这场比赛中“放水”，比赛期间，青岛海利丰队通过违反常规换人等形式，操纵比赛结果。最终，成都谢菲联队以2：0赢了青岛海利丰队。

　　“假球和赌球，甚至成了某些俱乐部的生存之道。”谭剑说。目前正在被调查的海利丰或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谭剑描述了海利丰队当初的窘况：“开始是个乙级队，每年投入将近200万，冲甲B好几年没成功，就买了一个广东宏远的壳，一下子变成了甲B球队，就是现在的中甲。”

　　在中甲，海利丰几乎没有任何赞助，球员年薪很低，还常被拖欠。为了节省开支，球队出去打客场都坐火车。算下来，一年200万的投入很难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持一个队的运作，老板就开始想别的办法。

　　“从乙级时就在小规模买球卖球，支撑俱乐部的花销，近两年，把卖球和赌球当成一个产业来做了，提高运动成绩，根本就不在俱乐部的考虑范围内。”谭剑说。

　　虽然不能把经营的惨淡，作为俱乐部或者运动员参与赌球的借口和理由，中国足球俱乐部难于盈利却是基本的现实。在刚刚过去的2009赛季里，共有41支职业俱乐部参与联赛的游戏。在这些球队里，只有中超冠军国安自称实现了收支平衡，这还是国安副董事长张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种谨慎的说法。另一支中超劲旅上海申花队投资人朱骏则对记者称，俱乐部每年的投入至少1000万美元，而收入几乎是零。

　　在职业联赛市场刚刚开始培育的初期，赞助商少，球迷上座率低，电视转播卖不出好价钱，是中国的俱乐部无法盈利的重要原因。而某些俱乐部投资人的投机和功利心态，则加重了俱乐部的危机。

　　明知足球难于盈利而仍进入的俱乐部老板们，有的是因为对足球真诚的热爱，也有的是看中了足球的广告效应，还有人看中的是足球带来的“附加值”。附加值之一，就是联赛球队的壳资源，在一些俱乐部老板的眼里，这是一条靠投资足球赚钱的便捷之道。

　　“靠打假球，迅速冲上中甲、中超，再把球队的资格卖出去，一个中超的壳，价码在3000万左右，一个中甲的壳，也能卖到1000万。相比之下，买球的钱，就是小头儿了。”

　　目前被公安机关刑拘的王珀，正是靠购买壳资源，进入职业联赛的“赌场”，把俱乐部当成卖球和赌博赚钱的工具。

　　另一种投资足球的“附加值”，是某些能从政府要来的好处。青岛海利丰的投资人——目前尚未归案的杜允琪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据谭剑介绍，杜允琪靠倒腾汽车起家，收敛后又做证券，之后投资房地产，为了推进房地产的生意，和青岛市政府要些政策，杜允琪投资了海利丰俱乐部。所谓政策，最重要的是地皮。

　　“海利丰只是一个乙级队，在青岛很繁华的地方向政府要了块地，成了它的训练场，实际上是要今后做房地产开发。”谭剑说，有了俱乐部，杜允琪就可以动不动去和市政府说事，而地方政府也有支持球队发展的动力。

　　赌博集团

　　和普通百姓赌球不同，球员和俱乐部可以直接操纵场上比分，他们可以预制比分，直接捞钱。

　　在中国已有的假球盛行的土壤里，境外赌博集团在2003年前后的渗入，就变得相当容易。操作模式都是现成的，只不过操纵比分的结果不仅可以帮助俱乐部保级升级，还可以直接在庄家的盘口里获得更大的赌博收入。

　　谭剑说，这是一种专业的、团队化的操作模式。“中国足协制定出赛程表以后，开盘的庄家们就开始操作了，每一轮，基本选一场球，第一场，一般谁都不去做，你好我好，大家好。越接近联赛中后期的场次，假球越多。一般选择实力悬殊的两个队，让在主场踢的强队输球，爆冷，或者是两个实力接近的，让人很难猜的。这样，最后的结果，一定和大家的预测相反，庄家就能赢钱了。”

　　一般的模式是，庄家通过中间人找到球员或者俱乐部，直接谈价钱。

　　“2002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后，赌球就开始盛行了，当时有的地下庄家，开了世界杯中国队的盘口。”民间反赌联盟负责人任杰说。

　　“一开始赌的是欧洲的五大联赛，后来中国的职业联赛也有一些盘口。”任杰说，在中国，地下赌球已经非常普遍，任何一个普通人，想参与赌球都非常简单，在互联网上敲进“我想赌球”，无数个网页可以教给你详细的流程。

　　在这样的环境下，球员和俱乐部也开始参与到赌球中。只不过，和普通老百姓赌球不同，他们是可以直接操纵场上比分的人，他们不是在赌，而是在预制比分，直接捞钱。

　　任杰告诉记者，在足球圈内有一句流行语，“赌三年球，坐三年牢，富三代人。”（刘薇）